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王牌”简

曾狂言“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两把沙发”的李书福这次没有出格的言论。关于汽车安全,他和所有人一样,都认为智能化、自动化是大势所趋。     

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兼评浙江省《“醉驾”会议纪要》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回应了汽车时代的到来。随着危险驾驶罪立法的完成,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规则已提上日程。在全国没有明确统一的量刑规则的情况下,各省陆续出台了相应措施来解决当地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走访浙江省基层人民法院了解到,现阶段省内各法院主要以《浙江省"醉驾"会议纪要》中提及的量刑规则为主要标准。从文本意义层面或者实案操作层面看,该规则颇为合理,但仍遗留未顾及的问题及设置不当之处,需要在刑法理论的探讨中与量刑实践中逐步细化、渐趋稳定。     

驾驶员开斗气车该当何罪？

插队互不买账上演超车反超车闹剧 现年63岁的张冰心,是江苏省镇江市一家汽车运输单位的退休驾驶员,其驾驶技术娴熟,果断心细,在30多年的驾驶生涯中,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还曾被镇江的一所交通技校聘任为汽车驾驶教练,这一直让他引以为豪。     

闵斯特伯格：开创工业心理学

雨果·阂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1863—1916年）,“工业心理学之父”。出生于德国,后来移居美国,1892年受聘于啥佛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并担任主任。他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业问题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一项研究,是探明安全驾驶的无轨电车司机应具备的特征。他系统地研究了这项工作的各个方面,并设计了模拟电车的实验室实验,结果他发现,一个好的司机应该能够在驾驶过程中同时理解所有影响电车行驶的因素。     

规范行为需要自觉养成

读了《民主与法制》第28期《倡导谨慎驾驶习惯》一文,笔者对倡导谨慎驾驶习惯观点持有不同看法。     

浅析危险驾驶罪的界定及完善

近几年,以危险方法驾驶机动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与日俱增,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自其入罪之后仍旧备受争议。通过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来浅谈其存在的争议。通过在实践中的发现,剖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将其完善的意见。     

公共问题的文化建构:以治理“酒后驾驶”现象为例

本文在综述政治过程与社会冲突路径单轨建构私人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政策问题链的基础上,提出存在一条私人问题—社会问题+私人问题—政策问题——公共问题的文化路径双轨建构公共问题的进路。以酒后驾驶问题以及反酒后驾驶措施为例,本文认为,酒后驾驶现象成为公共问题是通过两种冲突文化建构起来,即机动车为交通工具所建立的交通文化是现代的国家文化,本质是要求驾驶员有清醒的责任意识,是以理性为根基的文化;而酒文化是一种世俗的社会文化,其要义是帮助饮酒者获得无责任意识的快乐,是以感性为起点的文化。因此,酒后驾驶是国家和社会因为不同文化双向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扩散引发社会冲突,促发酒后驾驶作为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公共问题,并进入到政治系统。当国家用立法形式禁止饮酒者驾车而无政策鼓励社会禁酒或限酒时,实质是用单向的公共政策问题链逻辑在建构公共政策,必然引起文化冲突,治理效果流失。因此,本文提出从文化角度反思社会问题建构成公共问题的双向路径,防治社会管理中的深层次社会痉挛,寻求公共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的合作思路。     

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

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末班王子”程祎

"您赶不及,我松油门等一脚"。这是武汉508路末班司机程祎与乘客温情的约定,也是"末班王子"程祎4年来用心践行的承诺。"带一脚"的承诺自2008年成为508路的一名公交司机,程祎驾驶508路末班车从舵落口出发,沿线搭载乘客到百步亭终点站,期间若有乘客因各种原因晚点担心无     

丰台公安分局破获系列驾驶摩托车抢夺案的经验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 2 0 0 1年破获驾驶摩托车系列抢夺案的主要经验是 :1 领导重视 ,周密布署。 2 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交警、武警各司其职 ,联合作战。3 使用秘密力量 ,主动出击。 4 根据案件特点 ,加大盘查力度。 5 发动群众勇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并配合公安机关发现隐案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