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批判——兼与方以智的观点进行对比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较为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天主实义》为主要文本探讨利玛窦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可知,利玛窦系统批判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方以智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利玛窦对于“三教合一”思潮的系统批判,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些启示.     

民商合一下民法典中商行为规则设置的比较研究

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民商合一成为发展趋势.从最早的1881年《瑞士债务法》到最近的2009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其民商合一下关于商行为规则的设置各有特点,从而适应本国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总体而言,民商合一并非是消灭商事规则,而是将商事规则通过一般化而使其上升到能够同时适用于普通人和企业的行为规则;同时,对于不能或不便一般化的商事规则,则仍然在相应法典章节中予以特殊化安排.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借鉴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与合理的做法,使其既体现国情,又能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北仑区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管理

针对区域少数民族逐年增多的现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委统战部以积极探索建立以“网格化管理、市民化服务、人性化维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管理新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城市散杂居地区民族工作新路子。一是由民宗部门为主向多元方向转变，着力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民族工作新格局。     

科学内涵与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散点透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之意。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澄清和梳理。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理论精髓要通过通俗化形式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能浅尝辄止,要刨根问底。     

文化资本视角下散杂居区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意义就是要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当我们以散杂居区各民族为主体来探讨时,可以将民族文化资本具体化为生活形态、物质形态、精神艺术心态、制度形态。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文化资本作为散杂居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目标范式,通过旅游民族民俗化、民族节庆经济化、民族艺术商业化、民族医药产业化、民族文化品牌化等路径来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不仅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与实际的可操作性,而且可以达到充分提高新农村建设绩效的目的。     

论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我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在优化审判资源、简化(救)济程序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但是改革试点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借鉴国外的司法实践,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理模式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社会治安治理视域下 "交所合一"基层警务新模式研究

探索实现一警多用、一警多能的改革目标,构建集治安管理与交通管理于一体、保障安全与服务人民并重的基层"交所合一"警务新模式是创新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弥补传统基层警务模式不足、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效能的实践要求.同时,正视"交所合一"警务模式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相关体制机制,通过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民警警务素质,制...     

侦审合一后的预审工作研究

我国的预审制度起源于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训令,立法于1979年7月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侦审合一的刑侦体制改革,但目前侦审合一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它既有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又有侦查人员破案任务重和素质能力弱,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的原因。未来的预审工作,除了允许侦审合一的多种形式存在外,应当继续推进侦审合一;提高现有侦查人员侦查、预审素质;实行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专业或者相近专业毕业的学生准入侦查部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