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效一创”深入推进政府绩效管理

2009年以来,北京市高度重视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按照中央关于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的先进理念和运行模式,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履职效率、管理效能、服务效果、创新创优”为核心的“三效一创”绩效管理体系。这一模式考评指标明晰,引入多元评价,突出全程管理,注重结果反馈和绩效整改,有效促进了政府部...     

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现状与规制

近年来,我国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或减少了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人为因素导致学校突发事件发生的事例仍然大量存在,这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不完善有着相当的联系。基于此,通过对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现实困境的分析,"对症下药",以期建构能够回应现实需要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理论,实现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规制,进而为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政府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非典的发生引发了学界对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探讨,非典固然是个导火索,但是政府的问责制却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诉求。构建问责制政府关键还是靠制度约束,尤其是将这种制度和政府的绩效考评制联系起来,作为硬性的指标进行考评,和政府官员的切身利益相关;外要强化两种监督主体,构建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只有确立制度,才能内化为人的观念、意识,内化为一种行政文化,进而使政府成为负责任的主体。     

行政主导:《基本法》对香港政府体制的民主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计了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以落实港人治港,然而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意基础。由于选举方式和政治团体的参与程度的差异,立法和行政的关系没有理顺,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受到挑战。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导入在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夯实行政主导的民意基础,加强行政与立法的良性互动,保障香港民主制度的顺利过渡。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2004年中国法治进程分析及2005年展望

20 0 3年法治进程的鲜明特点是民众的普遍参与 ,公民维权运动方兴未艾 ,法治进程由下而上 ,上下互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众的呼吁下 ,政府及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① 法治是一种连续性的统治 ,2 0 0 3年人民的诉求和意愿在 2 0 0 4年成为公共政策、制度和法律 ,被写进宪法 ,变成了现实 ,成为中央的调控政策。如果说 2 0 0 3年的法治进程呈现的是自下而上的轨迹 ,那么 2 0 0 4年的突出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前后之间呈现出鲜明逻辑递进性。2 0 0 4年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 ,主要在两条路线上推进 :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加强 ;对公权力制约呈普遍…     

论行政问责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为保障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高效行使其权力,认真履行其职责,行政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主体对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加以惩处的一种责任保障与责任追究制度。在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中国责任政府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对2000年以后国内有关责任政府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综述和评价,并结合国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前沿,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央企独董身份大起底

刚刚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把央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神秘的群体也因此浮出水面——独立董事。《京华时报》日前报道称,"不少央企拥有七八十岁的独董,而且多是前高官或其他央企领导,他们的年薪也达到了数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