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下官员免职的法理分析

问责制下的官员免职在理论上存在性质界定的模糊、规范适用的混乱、行为归类的随意等诸多缺陷,导致这一制度难以发挥监督政府行为之功效。目前,免职作为监督政府官员行为的一种形式,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行。为此,厘清官员免职之性质对于问责制的发展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需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为官员免职提供规范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免职行为基准、完善免职处分程序、拓宽免职救济路径,将官员免职行为纳入法治之轨道。     

政府问责制的合法性进程——制定问责法的必须性探讨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由此就造成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警示、预防功能,必须加大行政立法的力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     

低碳生态城市视阈下的环境保护问责制构建

伴随着全球碳排放量的迅速上升，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势在必行。分析低碳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及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要通过制度创新，完善责任监督体系，加强考核和建立惩奖机制，以善治理念为指导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问责制，营造绿色、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被问责官员的又一个悄然复出

邱建国和苏建国都复出了,一年多以前,正是他们主政下的江西宜黄县因为政府强拆民房而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宜黄钟氏自焚事件",彼时,二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事发后,在舆论的声讨中二人均被免职。一年多过去了,他们又携手复出,出任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市公路局局长,一时间舆论哗然。一种所谓的"公众焦虑"开始在"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上形成定式,就如同近几年来"被问责官员复出甚至擢升"几成官场定式一般。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责任人低调履新等"悄然复出"都曾引发过公众这种"满腹狐疑"的焦虑。     

对完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思考

行政问责制已逐渐成为规范各级官员行为和提升政府行政责任的有力保证,它在树立公权力的权威性、建立责任型政府以及回应公众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情况和不足之处进行了考察,并对如何完善现有制度进行了思考,以期使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能够在公共行政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副厅级官员行贿了谁?

正8月12日,中央纪委发布了一则消息: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对阿克苏地委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官方通报称,蒙志鹏向有关人员行贿,已被开除党籍,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因行贿从副厅降为主任科员,这可能是十八大反腐以来的首例,反腐形势或许正在悄悄起变化。长期以来,不论是纪委还是检察机关,对贿赂案件都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情况。这一办案潜规则,即便在十八大之后也一直沿袭。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主要包括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有限政府论，并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得到委托一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补充。西方国家问责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更多的是相似之处，如明确而健全的法律规定，严厉的立法机关问责，完备的司法机关问责等。西方国家问责制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实行问责制，必须抓好问责制立法项层设计，保障问责依法有效运行；必须加大立法机关问责力度，提高人大制度权威性；必须积极推进司法问责进程。充分发挥司法问责作用；必须加强问责配套制度建设，形成健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健全立法,明确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和问责监督制度。制定合理的住房标准,适当增加保障房建设规模,健全个人信用制度,采取住房梯级消费与分层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