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建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路径分析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生事物，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但要实现由行政性问责到程序性问责的转变，还需要完善相关的行政问责立法，从而构建法制化，制度化的行政问责制。     

内地与香港高官问责制度设计思路比较

本土自创和模仿移植作为制度设计最主要的两种思路,分别承载着各自不可替代的改革价值与发展内涵。基于对自身制度基础与改革环境的深刻思考以及发展路径与进程的客观定位,中国内地与香港在设计高官问责制度的过程中,对两种思路之间进行了谨慎的选择与权衡,并同时选择了以适宜本土发展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在各自的实践中,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两地高官问责制度设计的改革预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地高官问责制度的设计并无优劣之分,仅是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下适宜的改革举措。     

说说《高官的良心》

<正>(一)《高官的良心》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明星"陈培德为人物贯穿线,上个月出版,全国发行。写书评,有点难。现如今,作品研讨和文学评论,官话与商机并重,虚伪与吹捧齐飞;曾经有的神圣使命、文以     

问责制实施的制度解构

2003年包括两名政府高官在内近千名官员由于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而被罢官免职,标志着问责制在中国的诞生.2004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推动下,有关官员被问责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在这3起事故中,共有68名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55人.这三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中石油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部级)、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为此"引咎辞职".此后,各地方政府相继对一些重大事故实行问责.问责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出来,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信心.     

面对高官犯罪我们该张几张网

近十年来,反腐败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让人民群众振奋不已的同时,也让人们心情沉重--从表象上看,似乎被绳之以法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情节也越来越严重.人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省部级官员犯罪问题,为什么腐败越反越多,越反级别越高?如何遏制高级官员犯罪?这些高官犯罪难道就没有一点迹象可循?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完善路径探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遇到困境,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就是要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强化异体行政问责机制,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完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薛瑞汉近期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权责不清。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2．问责范围太小。从一般意义上说，问责的关键在于，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会减少事故的发生。问责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