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最近几年,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要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二要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具体涉及到启动程序、调查处理程序、申诉复查程序及执行监督程序;三要建立健全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当前主要是完善党政信息公开机制,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四要建立健全问责官员进退机制,设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     

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在完成快速推进后,进入了调整完善阶段。但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滞后,对问责制的理解陷入误区,主要表现为:把问责制的效应仅仅理解为一种惩戒机制,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制,把问责制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深化对问责制本质内涵的解读,破解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就在于:突破"官本位"文化的桎梏,理顺党政关系,超越体制的困境,跟进立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异体问责功能。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

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要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构建责任政府,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的逐步完善,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为了使履行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主体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自实施以来,其控制成效和发展势头表明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内容有失公正、问责标准不明、问责程序不科学,尤其随着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人们对问责制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从,而也表现出了其存在明显的合法性危机。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论党政官员问责制——关于党政官员问责的概念、模式、程序和趋势研究

针对一部分官员存在职务不作为、职务违纪违规、职务犯罪三种违规症候,党和国家采取了对应的三种追究形式,即官员问责、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其中,党政官员问责制就是侧重职务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追究形式。党政官员问责制的模式包括六大要素,即主体、对象、范围、形式、程序和结果运用等。实施党政官员问责刺,一要精确把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精髓;二要对官员问责具体涉及的法律法规、过错事实、官员过错与重大事故的因果关系、责任追究的种类十分清楚;三要明确问责主体（决定机关、办事机关）和问责程序并严格按党纪和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办事。     

对强化行政问责制的几点建议

问责制是人民管理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体现人民运用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政务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问责制已在实践中不断地被“点击”,并成为反腐倡廉中的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法定权限和…     

我国官员问责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媒体报道、公民监督的深入,官员问责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近几年的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已逐步呈现常态化、制度化。官员问责的背后是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与公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官员问责法律缺失、复出机制及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责任追究意识存在误区等因素,制约了官员问责制的落实。建立官员问责法律、加强制度供给、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转变问责观念等是保障官员问责制落实的几种途径。     

建党百年来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主要特点及基本经验

党内问责制是管党治党的强大利器,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回顾建党百年历程,探寻党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梳理其形成、扩展、完善的发展脉络,所包含的具有规律性的、能够体现演进趋势的特点主要有:问责范围向领导责任拓展、问责对象向党政同责转化、问责事由向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深化、问责标准向有责必问转变、问责方式向长效问责演进。其中,坚定不移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构建严密的法治体系、抓住"关键少数"、强化制度执行等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问责制实施的制度解构

2003年包括两名政府高官在内近千名官员由于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而被罢官免职,标志着问责制在中国的诞生.2004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推动下,有关官员被问责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在这3起事故中,共有68名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55人.这三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中石油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部级)、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为此"引咎辞职".此后,各地方政府相继对一些重大事故实行问责.问责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出来,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