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 ——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在完成快速推进后,进入了调整完善阶段。但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滞后,对问责制的理解陷入误区,主要表现为:把问责制的效应仅仅理解为一种惩戒机制,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制,把问责制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深化对问责制本质内涵的解读,破解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就在于:突破"官本位"文化的桎梏,理顺党政关系,超越体制的困境,跟进立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异体问责功能。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

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要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构建责任政府,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的逐步完善,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突发事件考验下的行政问责制

始于“非典”期间的问责制正在向深入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角度加以衡量．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还需要各方面的有机配合．具体来说．问责制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必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法律体系亟待完善;问责监督和落实机制亟需健全;党委决策也应依法纳入行政问责。这样,以“权责对等”为基本原则的问责制．将成为中国政治健康、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     

微观天下

正中纪委"最一月","老虎"接连落马5月20日-6月20日,全国共有67起案件、71人被调查处理,创下中纪委多个"最一月"的纪录。其中中央直属企业有7人被通报,创下过去一个月内单起案例被查人数纪录。而最引人注目的是6月14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接受调查,创下今年以来落马官员职务最高纪录。6月19日,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两名副省部级官员相继接受组织调查,可谓"一分钟连打二虎"。     

干预追责:司法独立保障的扩展与提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司法机关之外的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在干预司法审判时都要追究其责任。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过问登记制是干预追责制的雏形,但是存在着不少缺陷,表现在过问登记的动机、对象范围和惩戒措施等方面。干预追责制是对过问登记制的超越,其实践价值表现在主体的扩展以及内容上的丰富与完善。当然,干预追责制还需要完善提升,这包括实行办案责任制、建立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推进司法系统去"地方化"和构建法治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等,这样才能够全面推动司法独立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实现。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