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实践导向:可靠性、问责制与社会协同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治理缺口。为了寻求敏捷治理,全球范围内陆续出台了一批具有"软法"性质的治理原则。通过对88份原则文本的整合与分析,聚焦其中的实践准则,研究发现在激增的文本和多元化的主张下,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问题域: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满足怎样的技术特性?应该如何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展治理实践?尽管围绕这些问题不同原则的主张之间仍然存在张力,但不可否认,当下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共识基础的行动框架。基于文本分析,众多原则条目可以归纳为三项实践准则:可靠性原则、问责制原则和社会协同原则,它们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其中,可靠性原则和问责制原则设定了构建符合期望的技术系统、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这两组相互补充的治理目标,而社会协同原则探讨了怎样的社会行动结构能够支持和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三者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的行动框架。     

略论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亟须法制化与程序化

2008年的9月真可谓是一个黑色的9月,继“三鹿毒奶粉”事件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特大事故,随后,在政府高层领导中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行政官员问责风暴。一时间,官员问责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为加强政府官员的责任心、整肃吏治,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的安全,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正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不足,加强对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影响我国行政问责制常态化的制度性因素探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受各种因素影响。从外部制度的视角看,成熟的民主政治是它常态化的制度基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它常态化的体制保障,相对完备的法律文本是它常态化的法理根据。行政问责制常态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与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相适应的稳步推进的过程。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问责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总体状况依然是“法律缺失”。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我国有关问责的规定不够具体和科学。目前适用于行政问责制的有关规定比较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和政府的相关法律与政策文件中,     

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官员因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或滥用权力等问题被追究责任,赋闲一些时日后东山再起复出履新,已经成了引人注目的现象。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探究

马克思主义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中实施责任追究的思想构成了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的理念根基,党的长期探索为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问责启动依赖上级推动和问责过程缺乏全面化等现实问题。未来应积极建立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实践中的独立运作机制、多元参与机制、全程覆盖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和科学评估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限牌令”实施中的政府信用流失及重构

在全国7个城市分别实行的"限牌令",以其相似的情境、关联的政策以及处理模式的循环性和单向性,严重损害了政府信用。由于政府许诺与践诺偏差致使诺言变谣言、情境与政策剥离造成行动复制性、同体和异体分离导致问责制断层、权力与信息叠加引发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致使政府信用流失,需要通过厘清边界、关联结果、发挥效力、践履责任、补偿关怀等路径重构政府信用。     

论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渊源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安排,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其中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分权制衡论是其最基础的理论渊源。社会契约论是一种用契约关系解释社会和国家起源的政治哲学理论。人民主权理论集中表达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分权制衡论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互相制衡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