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不能真戏假作

前不久，中纪委、监察部对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名官员做出处理，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没过多久，一些官员又悄悄地异地做官了，有的甚至还当选了市长。随着官员复出问题浮出水面，问责制遭遇到新的挑战。     

论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落实还面临众多现实困境,表现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不健全;行政问责透明度有待增强;异体问责的强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影响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确保行政问责制落实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完善政府环境问责制

实施政府环境问责制是我国实施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举措，但目前还存在着规则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初步建立起来的政府环境问责制局限在行政系统内部，官员被追究责任大都在行政层面进行，而不是依据专门的法律，这影响了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实施力度和效果。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及其发展探析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正式走进公众视野,目前行政问责制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树立政府公信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纵现行政问责制这几年在我国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运行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建议.     

退休高官的慈善事业

李瑞环:创办助学基金会2004年,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创办了旨在对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实施助学的桑梓助学基金会,并亲自为基金会募捐700万元,捐赠稿费110万元。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资助品学兼优特困大学生264名,发放助学金40多万元。     

G20与市民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G20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及其作用.首先将区分市民社会和非市民社会两个核心概念,然后探讨市民社会与G20互动的种类与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市民社会对G20的影响,并概括市民社会与G20互动的类型、目标和参与方式.本文认为,市民社会通过对话、监督与评估、政策文件、替代峰会、抗议等方式对G20的进程、问责制、议程设置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目前还未能充分发挥.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论问责官员的复出：依据、乱象及机制构建

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不到十年的历程中成绩斐然。但近年来被问责官员的种种复出“乱象”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欠缺。对复出机制的构建要从复出资格、年限、考核指标、职务安排、透明度方面作出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