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反思与重塑

目前我国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实行三轨制并存的保护模式,极易导致同一道地药材上几种地理标志之间的权利冲突。同时,由于三种保护制度各自存在弊端,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保留一种制度、取消其他两种来解决问题。对此,本文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提出应将现行的三轨制保护模式整合成一套体系化的、完善的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并从保护模式的选择和制度内容的完善两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3

正《红旗文稿》以"抓住事物的根本,阐扬彻底的理论"为己任。精选2009—2012年《红旗文稿》文章的"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连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2013年,《红旗文稿》又发表了一大批直面理论和社会热点、难点、疑点的文章,为思想理论界探索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健康的、建设性的、高层次的思想理论平台。比如,《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     

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

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运用起着指挥棒的作用。把村级治理评价结果与设立和制定村级薪酬体系、完善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等方面结合起来,完善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设立和健全村级治理中的村级薪酬体系可以提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可以作为奖惩依据,完善相关制度。完善村级治理中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可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创新工作思维,转变工作方式。加强村级治理教育培训工作要从领导能力、致富本领、工作方式方法、奉献精神方面入手。     

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问答

正为什么要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答:《决定》提出,要"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小机构的大责任——贵州农信社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

正贵州农信社每一个小机构都始终有着让所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做值得尊敬的百姓银行"的大抱负,一直在"小"与"大"之间不断进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贵州农信社由84家"小机构"组成,每个小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跟国有商业银行比起来,称之为"大机构"有些勉强。机构小、抱负却不小,贵州农信社每一个小机构都始终有着让所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做值得尊敬的百姓银行"的目标,可谓是"小机构的大抱负"。贵州农信社也一直在"小"与"大"之间不断进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     

以“三个开刀”改善基层法治环境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动员,奏响了依法治国的最强音。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结合贵州实际,对建设法治贵州作出全面部署,为我们推进依法治市、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指明了方向。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就是要将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与铜仁发展实际有机结合,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工     

布局中东:中国外交亮出大手笔

2016年1月19日至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中东热议,世界瞩目.习近平出访前夕,官方发布第一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系统总结、评价6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发展成果和经验,并对未来双边关系全面升级、拓展和深化作出详细阐述.这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努力完善当代外交全新格局,并准备在中东进行更有魄力的全盘规划和精耕细作,体现大国外交的新方向和大手笔.     

简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

当前,我国的政治实践已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协商民主网络,但这个网络中各项机制的协作程度还比较低,缺乏整体性设计。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构建广泛多层、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此,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协商民主体系,二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     

《政府绩效管理学》序

包国宪教授所著的这本书,与我们在案头或书架上经常看到的《政府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概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等著作不同,不是一丁半点的区别,而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本书是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提炼和拓展为一门学科。因此,这是一项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整合建构,形成"绩效管理学"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学科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个学科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