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及近代发展

"诗赋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即通过吟诗作赋,表达立场、传递信息的一种外交话语方式。它源于西周,盛于春秋,相承千载,贯穿古今,其间,"赋诗"方法、诗歌内容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以诗代言、赋诗明志的独特外交话语方式却始终没有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诗赋外交至今发挥着独特的外交艺术魅力。     

现代男士女性化与魏晋风度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男士女性化的风俗,这被认为是魏晋名士风度的一种高雅的表现。现代男士不一定懂得什么是魏晋风度,但在美容上却是千古同心。在男士女性化阶层中,精神上的空虚和心理上的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人的根本性的东西是自然本色,而这些恰恰在人们追逐仪表化妆时丢失了。因此,评价一个人不是看其外表衣着打扮是否美,而是看其能否拥有较为充实的精神生活。男士们在追求仪容美的新潮中千万别失去自己的灵魂。     

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

形成于魏晋之际 ,在东晋时达到鼎盛的门阀世族 ,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封建依附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最终在南朝时逐渐衰落 ,除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外 ,腐朽性和寄生性是导致它的最终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律令法典比较研究

<正>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魏晋律令法的制定及其历史地位,有些学者已经作过一些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不过,现存的某些观点仍有令人疑惑之处。如日本学者堀敏一在分析晋律令的制定及其意义时指出:“在普以前,今后随附罚则,律和令区别不清晰。晋令去掉罚则,入之于律,律和令相互独立、分工明确。因此,晋律设‘违令罪’意味着晋代律和令建立了划时代的关系。”中国方面,韩玉林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晋律比魏律又有重大发展,体例更加完善,首先表现在:“严格区别律令的界限,提高正律的地位。魏律对汉律删繁去芜,扩充了正律律文,节省了傍章科令,比汉律有很大改进。但它对律令的界限,始终没有明确区分。晋律开始别令于律……”《晋书·刑法志》述及晋修律令时对:”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     

出入于“名教”和“自然”之间——魏晋风度与范晔《后汉书》的独特价值

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深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其编撰体例、历史评论以及历史撰述中的文辞之美,都与魏晋风度放达、自然、尚真的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范晔表现在史学著述中的自觉意识是魏晋以来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史学上的表现。范晔史学思想中的崇儒精神与魏晋风度相糅合,赋予了《后汉书》独有的史学个性。     

魏晋儿童观及当代启示——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少年儿童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尊重儿童、赏识儿童、鼓励儿童成为整个社会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共识。这在《世说新语》中有集中反映。魏晋儿童观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蔑视儿童、独尊父权的伦理规范,为建构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促进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对于我们今天的少儿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魏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内迁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影响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篇章。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因素外,自然环境的差异、气候的变化、土地荒芜等历史地理因素也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内迁的重要因素。     

从文学审美性看“魏晋文学自觉”说

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但是何为艺术,又是一个让人说不清的概念。但是无论艺术的边界多么难以划定,审美最为艺术的本性却得到了公认。根据概念间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从艺术的审美性推出文学的审美本性。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从这个点出发,考察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就有了三个方面的参照标准: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以这三个参照标准重新考察文学自觉这个问题,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魏晋人士品评标准中的庄学精神

玄学中的重庄思潮,开启了魏晋士人对形与神的重视,正是由于庄学精神的浸润,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评标准,有了神韵风度的内涵,完成了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是对于品评标准的影响。从庄子的＂神人＂形象出发,衍生出系列人物品评标准：崇尚自然、重情尚真;淡化德行、追求才性风神;开拓仪容审美领域,偏于秀美。     

西晋的奢靡衰败启示录

以"名士风流"著称的魏晋时代,当我们真正掀开那一页页厚重的史书,其实可以发现,更多是刀与火的杀伐,是奸谋的得手与忠义的沦丧,而所有这一切莫不与两字密切相连——"奢靡"。想那晋朝初年,三国时代的老英雄们早已病死、战死,特别是蜀国,更是在诸葛亮死后政事紊乱,扶不起的刘阿斗,最终只能在邓艾奇兵压境下携城投降;吴主孙皓暴虐,群下离心,待得王浚楼船排江来,金陵王气黯然收——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