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和谐的“四大鸿沟”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以来，宁夏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全区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和行业之间仍存在“四大差距”，成为影响宁夏和谐发展的“四大鸿沟”。     

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随着数字化变革的推进,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其可能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为探究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研究区分了数字鸿沟的两个解读视角——ICT使用行为视角和信息资源视角。由此,分别从互联网使用技能和信息获取水平两方面构建理论模型,运用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呈相异趋势:互联网使用技能越低,相对剥夺感越高,互联网需求满足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信息获取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高,社会公平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这启示公共管理者应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技能支持,提高数字应用的使用友好度,并兼顾网络信息监管与公平社会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媒体与NGO:公益传播中的数字鸿沟现象研究

针对中国403家草根NGO(公益组织)机构的新媒体使用状况的统计调查表明,中国公益组织之间的数字硬件鸿沟(digital access divide)并不明显,但是却存在数字媒体应用鸿沟(digital media application divide),主要表现在不同公益组织在对以web2.0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的采纳上存在差异。这种应用领域的鸿沟存在于不同服务领域、不同地区及不同服务对象的公益组织之中。组织的规模、宣传资金的多寡以及对新媒体重要性的认知,都对其采纳和使用新媒体有正向作用。互联网时代公益传播的新局面,将取决于公益组织能否积极迎接新媒体技术的机遇和挑战,获得数字应用能力,以弥合数字应用鸿沟。     

中国力量助推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重要演讲。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的第一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也是继2017年和2021年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在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大势,破解时代之问,指出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治本之策、弥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径,以及国家之间相处的正确之道,表明了中方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战疫的坚定意志.     

试论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体系化

后现代社会强调刑法突破传统的封闭状态,跨越"李斯特鸿沟",接受合目的理性的导向。虽然我国不存在严格而封闭的刑法体系,但是在建立刑法教义学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发挥后起法治国家的优势,直接跨越将来可能倒向的"李斯特鸿沟"。面对"李斯特鸿沟"这一难题,近年来大多数学者所推崇的罗克辛刑法体系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语境中,真正的出路是将承载着刑事政策、在中国拥有深厚文化土壤的社会危害性体系化,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刑法体系,从而肃清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诟病和争论。     

S曲线、数字鸿沟及互联网在中国学生中的扩散

在按职业分布的中国所有互联网网民群体中 ,学生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互联网在学生中的扩散遵循S型曲线。该扩散过程受到一些边际条件的影响 ,特别是数字鸿沟的影响。扩散饱和值和扩散临界数量都是以生活在城市的学生为对象的。潜在的学生网民数预计将超过 80 0 0万。扩散已经越过了该扩散过程的临界数量 ,已经起飞并正处于曲线的爬升阶段。     

感恩文化需普及

张翼文在2005年5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在《财富》论坛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对世界正面临的“知识鸿沟”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它们创造并出口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则会成为躯干国家，只能引进并使用知识。他说：“我在美国时，一位参议院的官员说，所有从中国来的船都是满的，所有去中国的船都是空的。我告诉他，这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必须用船来运输，而美国卖给我们的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不用船运，而由飞机运或者由专业人士带到中国来。”     

跨越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理性思维和线性思维的教育传统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的重要因素,填平这条沟壑只是理想,能做的只是减小这条沟壑,以及在这条沟壑上架起一座座桥梁。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与世俗权力意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自由的思绪更显必要,它要求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者必须有强烈的求真意志,应采取理性怀疑、开放视野、多元思考的态度,在探索中求知,在批判中学习。政策科学及公共政策分析得以迅速发展便是应上述这些理论和实践的诉求,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跨越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开拓和创造。     

电子公共服务中的信息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逐渐向电子公共服务发展。但电子公共服务却将那些因年老、受教育程度低、贫困等原因无法使用或拥有信息化设备的人群排除在外,使得这部分人群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在借鉴国外政府扶助信息弱势群体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渠道、建设信息化社区、采取公私合作的电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等手段来改善信息弱势群体的处境,使他们也能享受到电子公共服务的便利。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