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漏罪如何确定刑罚

一、分歧意见上述案例涉及到无期徒刑减刑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遗漏犯罪事实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客观地讲,以往无期徒刑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减刑、假释标准宽泛而使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1]这意味着,实践中"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在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遗漏犯罪事实"的情况不应是个例。但在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对罪犯准确适用刑罚却存在一定争议,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掀开民主的另一面

出于"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近年来的思想言论倾向于努力呈现民主体制中的"黑暗面",特别是结合当前国内思潮和突出问题,解读民主的诸多"弊病"。比如他指出,民主并不必然抑制腐败现象:"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作用。"科层体制遂行专职监督,其能否发挥最有效的监督作用,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乡村基层治理的假想科层关系及其法治悖论——基于“草根—科层”框架的质性研究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也论“孔壁古文”

关于孔壁古文的真伪,通过分析材料认为孔壁古文存在是个事实,不赞同有学者提出的刘歆为争立古文《尚书》博士而造说的看法。孔壁古文、汲冢竹书和战国晚期楚简之间有相似之处,甚至也可能是同一形体。     

现代行政体制的产生及其启示

现代行政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虽然世界各国的行政体制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性,但它们仍具有公共性、法治性、科层性和系统性等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在政府建设和行政改革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公共服务、坚持依法行政、完善科层结构、运用系统方法。     

任务型组织的产生与运作——基于“社工委”的观察与分析

任务型组织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任务结束即解散?通过考察社工委工作任务的确立与运作过程,发现社工委面临三大压力、双重困境,通过提升任务重要性、借力项目整合资源,倚借政策主张权益、放大绩效博取关注等行为策略,获取组织合法性,扩大生存空间。区别于任务结束即解散的认知,这一系列操作体现了将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组织运作逻辑。任务型组织的产生是科层体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局部结构调整,兼具环境适应性和组织自主性,它们在科层体系结构中的位置不尽相同,其存续与否及存续方式取决于任务环境的变化及科层体系的治理策略选择。     

“用科层反对科层”:河长制的运作逻辑、内在张力与制度韧性——基于上海市秦镇的实证分析

通过“用科层反对科层”的方式打破原科层制组织存在的平级协调困境,从而解决河道治理的低效甚至无效问题,是基层政府在治理水环境问题时所采用的主要措施。在此治理过程中,科层组织内的平级协调关系被层级压力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了水环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但重构的科层治理体系也形成了新的内在张力,即“块”的协调手段缺失、“条”的工作积极性衰减和基层社区工作的碎片化等。重构之后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在将平级协调矛盾转换为层级治理压力时,也将治理任务转移到了科层体制之外,从而维持了科层体系的运作,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