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双殉难的革命夫妻

张朝燮与王经燕:我们要把感情纳上正轨,努力于我们的公共使命 张朝燮是方志敏、赵醒侬等的亲密战友,是早期江西学生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人物.1902年,张朝燮出生在江西永修县一个仕宦之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朝燮正在南昌二中求学.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他积极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南昌二中的学生代表,出席过南昌学生代表大会.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他认识了南昌学生界杰出的女青年王经燕,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志趣将两颗年轻的心很快拴在了一起.不久,他们喜结良缘.     

翔达公司党建工作改进创新的调研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步入新的阶段，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内容的企业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加快，翔达市政公司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国有企业于2004年改革重组，积极吸收企业经营者群体、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人股，使企业成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面对新的企业运行模式，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如何更有效地开展企业党建工作，加大企业党建工作的改进与创新力度，提到了该公司重要的议事日程，成为急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感想

2007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构建"为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国际战略研究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就国际战略的概念、范畴、研究路径,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并就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这一主题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这次研讨会相互交流和碰撞的思想成果。个别作者虽未参加研讨会,但其文章切近这一主题,因而一并收入其中。今后本刊将继续关注并刊载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以期推进国内方兴未艾的国际战略研究。     

要事概览（2004年11月20日～2005年2月8日）

陕西铜川煤矿事故 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66人。12月14日，国务院部署以煤矿安全为重点的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确定安全生产是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泰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潮剧的中心

泰国潮剧源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泰国潮剧逐渐本土化,并对中国潮剧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海外潮剧的中心,对潮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潮剧在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理位移意味着这一特殊戏曲艺术在整体格局中的边缘与中心地位的互换,其后隐藏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给予人们深刻而独特的文化启示。     

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智慧——亦谈如何学习、研究和运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在这项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令人忧虑的问题。第一,盲目追逐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新理论的取向仍未得到彻底改观。经过王逸舟、秦亚青等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等专业刊物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虽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①但囿于学术生态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短期内恐怕不可能消失。相当一部分学者仍然表现出对美国理论的强…     

台湾治理资产泡沫的经验教训初探

台湾在进行汇率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其中股市暴涨暴跌的现象最为突出。当今中国大陆的资产泡沫也正逐渐扩大，两者之间的态势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台湾处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资产泡沫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相当的现实与借鉴意义。     

人权教育在中央党校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全社会范围内特别是在党政官员中进行人权教育。去年,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系列教材中,就有一本《人权知识干部读本》,供全国党政干部培训学习使用。中央党校是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开展人权教育是中央党校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推进的重要课题。     

上世纪90年代诗学立场"祛魅"的学理反思

上世纪90年代诗歌在读者和社会中的“失魅”与诗歌写作者在诗学立场上的“祛魅”密不可分。“祛魅”本身是有其合理性和建构意义的,只是由于对其极端化和绝对化、甚至扭曲和丑化,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诗歌的“失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