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评判

如果将犯罪构成理论理解为解释法律的理论体系，那么理论体系的设定就应当遵循安全性、可操作性两个价值前提。依据这两个价值前提评价我国通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一次性评价的体系设计，出罪通道的不畅通，导致刑法运行安全方面的保障欠缺；将一个总体的犯罪评价对象即犯罪行为，拆分为四个方面的理论体系思路，难于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具有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具有选择的合理性。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299例中小学生中医兼夹体质与近视相关性分析

目的 研究中小学生近视与中医兼夹体质的相关性。方法 以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299例中小学生为样本,采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判定其体质类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中医兼夹体质与中小学生近视的相关性。结果 299例受试者中,近视者237例,非近视者62例。兼夹体质者近视发病的危险度较平和质者显著增高（OR值为1.39;95% CI为1.04～1.86,P=0.03）。结论 兼夹体质是近视的危险因素,尚需大样本进一步确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文拟简要梳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历史流变,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探讨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论处罚条件理论及其形态消释

构建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其核心宗旨就是为使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在三级犯罪体系之外作为权衡刑罚必要性的因素留下余地.然而,这一犯罪构成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的设置是否如其所盼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并非不无疑问.基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可罚性条件内容的事实特征可以置于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之中,其所需体现的有关机能也可经由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得以实现,这也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于“以构成要件行为为基本线索、以具备主观责任为必要”的基本理念的坚持.     

布什政府对东盟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探讨了影响美国政策的因素,分析了美国对东盟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其重返东南亚提供了契机。布什政府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改善或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然而,把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机制,美国还没有完整的战略。美国主要推进的是双边关系,其中以军事关系为重。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宪法至上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确定之后 ,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的组织 ,是维护宪法至上的最主要力量。宪法最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宪法由人民制订是宪法至上性的根本所在。按照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理论 ,宪法至上不仅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 ,反而会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通过考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代理人战略是美国频频实践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现象。代理人战略是一种国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明确对手且制定相应策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政府认定的霸权威胁来源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地区反美国家及恐怖主义等。基于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针对上述三种威胁所采取的代理人战略的类型亦存在差异,分别是国家代理人战略、复合代理人战略以及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美国寻找的代理人一般与目标对象存在重大冲突或战略矛盾,代理人具有消耗与削弱对手的能力,代理人战略的实施路径包括威胁共识搭建及借力打力实践两个阶段。对于冷战后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践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这种战略形式的逻辑延展及未来走向。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