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梦战略思想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邓小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实施"三步走"战略,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实行"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选择培养接班人。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三化”建设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积极探索,人民解放军自身建设围绕着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期间,适时确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完整统一建设目标;从武器装备入手,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认真贯彻减少数量加强质量精简整编原则,促进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坚持以教育训练为中心任务,推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武器装备作为现代化建设突破口,建立了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历史,成就令人瞩目,教训弥足珍贵。     

执政党如何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如何有效认识和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更好地掌握执政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弘扬主流价值,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分析混沌理论在新媒体传播规律中的运用,提高执政党在新时期对新媒体的把握和应用。     

Chinese warfar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CA. 2700 B.C. to 722 B.C.

Ancient East Asia is the second oldest “protobellic area” and pristine stat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West Asia (ancient Near East). In a previous study 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 reported the first findings 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Legendary, Xia [Hs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Chou] periods), ca. 2700 B.C to 722 B.C In this paper we make public an expanded data set (N = 104 cases, 12 variables; version 2.0), explaining our sources, measurements, and data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The new data set will permit investigators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warfare distributions, ethnic and protracted conflicts, time series, periodicity, system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e.g., war‐polarity theories). This new long‐range data set should also promote a new stage in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properties of warfar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both cross‐polity and longitudinally.     

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

生态良知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良知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善＂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个体化社会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产物,生态良知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现代人与自然的差异片面扩大,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便呈隐性状态,这是个性张扬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是生态良知存在的根基,理性地考察个体本位中的生态良知,对于当代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化强国的战略思考

文章通过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关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转型的解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法与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从核心价值引领,道德文明素质支撑,文化生活保障,文化创造提升,文化产业驱动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一些具体对策和措施。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以《人生》为例

路遥的《人生》以主人公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为中心，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以高加林返、离、再返乡村的人生道路及其在巧珍与亚萍间进退失据的爱情选择为线索进行探讨发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男性身上隐喻了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欲望与挫折，以及“乡土中国何去何从”这一历史症结，对解读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