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空天政策调整: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以资金和技术为支持,以空天一体、军民融合为主要逻辑,从科技实力、人才素质培养、军队组织结构以及国际合作等多维度加强国家空天实力.在此背景下,太空军事化和太空资源争夺进程加剧,各国军用与民用空天技术竞争烈度均不断提高,美俄主导的空天领域二元权力格局被打破.鉴于上述形势,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政府参考世界主要国家空天战略的发展趋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国家空天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此番调整在延续政策传统的同时,优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内部的权责关系和管理结构,注重国家实战能力和创新能力培育,展示了俄罗斯以硬实力为基础维护国家安全,以软实力为补充促进国家空天实力可持续发展和跃升的战略目标与实施逻辑.     

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

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正在呈现出显性化发展态势,政府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共政策支持尤为必要。从目前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完全保障性公共政策的时期,而开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形式公共政策的实践探索。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

应对轻微犯罪与重刑犯罪分别适用不同的刑事政策,以暂缓起诉等人文关怀方式挽救和感化轻微犯罪人,促使其尽快复归社会,实现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立足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实现途径,一要实现轻微犯罪的非刑罚化和刑罚个别化;二要强化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意识,改变以逮捕为主导的候审羁押制度.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论《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取向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公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时间步骤安排、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基本途径和保障措施,为东北地区未来10~15年的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特别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为核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核心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以发展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为重点提高区域发展支撑保障能力的政策思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综述

中韩文化教育交流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建交15年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的交流协议,中国出现了"韩流"现象,韩国也掀起了强劲的"汉风",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和韩国语教育发展迅速,韩国的汉学研究和中文教育持续升温,来华韩国留学生和赴韩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稳居所在国外国留学生之首。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经贸合作的稳步增长以及两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Policy Adoption and Policy Intensity: Emergence of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U.S.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riencing growing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but currently receives a limited policy response from its national leadership. Within this policy void, many state governments are stepping up and taking action on adaptation planning. Yet we know little about why some states adopt State Adaptation Plans (SAPs), while others do no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factors that predict the emergence of SAPs, both in terms of policy adoption and policy intensity (goal ambitiousness). Applying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I consider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internal state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pressures, and test for conditional effects between government ideologies and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The results show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predictors that influence policy adoption and ambitiousness. States are more motivated to adopt a policy when faced with greater climate vulnerability, have more liberal citizenry, and where governments have crossed policy hurdles by previously passing mitigation plans. The intensity of policies and goal setting, moreover, is more likely to be driven by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and diffuse through policy learn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among neighboring stat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egions. These findings support an emerging scholarship that uses more complex dependent variables in policy analysis. These variabl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ifferentiate symbolic from substantive policies and capture finer information about predictors of impor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