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明

本文试图把证据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加以结构化、体系化;结合认识论和程序阶段两个角度,对证明的过程及结构进行深度阐释,并为了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将这些内容归纳到某个模式图中。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较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浅析日常语言中的几种诡辩手法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经常有人为自己的行为作一些似是而非的辩护 ,实际上是隐含着某种逻辑错误的诡辩。常见的诡辩术有偷换概念、偷换论题、捏造论据和无效推理     

道德选择利弊析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需要道德进行协调,市场经济的发展凸现道德价值。道德建设引导和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端正执法思想坚持执法为民

公安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公正和不文明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执法指导思想不端正则是最根本的思想根源。因此,端正执法指导思想,坚持执法为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坚持执法为民,必须摒弃不良的执法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必须贯彻严格、公正、文明的原则。     

行政法概念新论

行政法概念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的基础,是构建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前提条件。然而关于行政法概念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无定论。而综观各种行政法概念,皆存有众多缺陷,究其原因,即对概念本身并不掌握,致使对行政法概念的认识总是不能周延把握。而本文即试从概念本身入手,导引出对行政法概念的新的认识,希冀对行政法的进一步完善发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分歧和争论

国内关于“安全”概念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根据在国际上具有语言霸主地位的英文来解释和定义,或者直接引用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解释和定义;另一种则是根据汉语语词和逻辑要求来解释和定义,并认为这种定义和解释才具有科学性。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和争论,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虽然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对“SECURITY”做出具有主观性的解释是完全成立的,但这种解释仅仅适用于“SECURITY”,而不适用于“安全”,并且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词典意义上的“释词”,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定义”。     

有组织犯罪的几个理论问题

有组织犯罪的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探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尚需完善 ,刑法总则应当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总体概念、外延及其类型 ,增设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条 ,行刑制度中应增设对有组织犯罪首要分子判处1 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 ,不得适用假释的规定 ,刑法分则应提高有组织犯罪的法定刑 ,增设对有组织犯罪财产刑的适用并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 ,增加对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规定。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二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三要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环境。     

法律文化的概念：成果观与规则观辨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兴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认为法律文化研究者没有完全按照文化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是其中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法律文化”的概念的把握上存在着中国化的误区。作者梳理了法律文化中的成果观与规则观,并提出自己的法律文化观来分析若干中国法律文化现象。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青年观比较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对待青年和青年问题上都有过一些真知灼见,其青年观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都非常重视青年的地位和作用;提倡大胆起用青年;正确概括了青年的个性特点;认为青年是需要培养教育的;青年应该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毛泽东的青年观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实现了青年培养目标由“红”到“全面发展”,青年成才道路由“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产学研相结合”,青年的引导力量由“榜样引导”到“是非利害引导”这三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