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菲律宾族群冲突的解决

各种因素使得困扰菲律宾多时的族群冲突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在缓和已有冲突并最终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有所贡献.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由于诉讼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并且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利益位阶。这两个利益位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永久性利益冲突和暂时性利益冲突上,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保护措施。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它的利益除公正、公平、效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因而审判机关的中立性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阶层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平衡保护的前提。     

张载的“仇必和而解”与两种辩证法

"仇必和而解"是张载颇为特别的观点.两种辩证法一般指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但在现代新儒家哲学,又有所谓"仇必仇到底"与"仇必和而解"两种辩证法之说,将张载的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对立起来.本文指出,冯友兰先生对张载思想的理解和片面性的概括不符合张载思想的原貌;提出并不存在冯氏意义的"两种辩证法"的对立,张载的"仇必和而解"只是矛盾辩证法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定表现形式.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主要表现为社区与保护区相互争夺土地权、资源使用权、平等经营权和利益分配权等；要解决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必须从利益分配、管理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世界遗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入手。     

我国现阶段社会纠纷问题研究

现阶段改革道路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纠纷增多,且其剧烈程度加大,这影响到了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社会纠纷的特点、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执政理念、社会理念、法治理念三个角度提出防范与化解的思路。     

从法律适用条款看冲突法对国际格式合同的规制

国际格式合同分为国际示范合同和国际附和合同。随着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国际格式合同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 ,更是为国际格式合同的使用搭建了广阔平台。分析国际格式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 ,旨在冲突法方面规制格式合同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及解决

大陆和台湾隔绝了数十年,各自形成不同法域,造成两岸间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而如何适用法律解决冲突成为两岸重要的课题.1992年台湾颁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2010年两岸先后修订和新颁布了<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成为解决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的主要依据.为了两岸关系的...     

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行政垄断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法律探析

WTO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内、外企业在国内市场地位平等、公平竞争 ,我国普遍存在的行政垄断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 ,与国民待遇原则发生冲突。规制行政垄断必须遵循国民待遇原则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in China: a false dichotomy?

The success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is contingent on recasting the involuntary as voluntary. To explore this proposit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two projects in China – one “voluntary”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or PAR) and relatively “successful” and one “involuntary” (Three Gorges Project Resettlement or TGPR) and less so. The research finds the voluntary–involuntary dichotomy a false one. It is not volition that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 but people-centred practices that are embedded in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PAR.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drawn is that all resettlements should be based on a commitment to settlement and not just resett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