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论清官人格中的儒家伦理政治文化因素

中国古代清官大都具有公正廉明、勤政爱民的高尚人格,并能毕其一生持之以恒。清官人格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儒家伦理政治文化根基,哲学基础上的天人之辨、治国模式上的德治传统、权力来源上的民本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的义利观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塑造的理论渊源。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因素在清官人格塑造中的作用对当前的官员品德培养及廉洁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

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内圣层面,要求为政者加强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     

先秦道家法律思想研究--兼审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总体态度

对先秦道家法律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解析,认为道家由其无为哲学出发,主张"无为而治",因之,对儒家礼治学说就总体而言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但这种消极和否定并非如传统学术认定的那样绝对,特别是早期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不仅没有采取传统学术认定的那种鲜明反对态度,而且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兼容。     

家政哲学的学术解析

当代中国家政学的研究,是对传统儒家家庭思想中的思维原则及方法的认识与反思,是对传统儒家家庭思想向现代家庭思想转变中出现的问题之哲学层面的认识与反思。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儒家生命哲学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迪

儒家生命哲学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有着内在联系。发掘儒家的生命哲学智慧,可以为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丰富的养料,对于塑造和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

现代新儒家不仅深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心性智慧，而且做了传统儒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构造系统的文化-历史哲学。现有研究对这种理论努力的特性缺乏仔细解释。对于儒家传统来说，高明的心性智慧与实际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形势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严重性。对梁漱溟的分析，显示这个问题的压力如何促使他构想关于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哲学，从而表明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