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原典与原典的法律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普遍承认儒家的"六经"为其原典,研究法律文化应遵循其原典精神实质。武帝独尊儒术,将"五经"入学官,从此经学成为儒家的专学,五经的原典精神也就成为儒家的理论,经学思想同时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汉儒又用经义决断疑狱,经学与法律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法系的原典。这种原典文化与刑律的完满结合由《唐律疏议》的编纂而完成。中国古代法典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水准,与参与立法者都是当时最具实力的"通识之士"、由硕儒编修有着直接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极为重视法典的修纂,其宗旨并不在于个别法条的轻重缓急,更在乎整体法典所内涵的原典精神。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追溯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 ,分析了现代治国理念区别于传统治国理念之处 ,阐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论儒学传统与当代劳动者权益保障

将儒学传统与现实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结合起来论究,不难发现,儒学传统中的相关思想内容,既可为现代社会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理论筑建民族文化传统根基,其自身又可经创新性诠释而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理论的组成要素;并且,创新性开掘儒学传统资源,有助于建立健全、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     

断裂的传统:清末废科举对宪政改革的影响

科举,作为整合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官吏选拔、精英政治的制度中枢,于1905年清末新政中一朝被废。废科举之后,沟通传统教育与传统政治的桥梁断裂了,士绅阶层出现巨大分化,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被军人集团取而代之。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自废科举时起,便埋下了伏笔。     

当代韩国儒教与释奠

为了探讨当代韩国儒教的现状,本文首先考察了韩国儒教的宗教争论、儒教界的组织与活动。其次,为了探讨代表韩国儒教文化的成均馆仪礼文化,主要通过分析释典祭仪礼的由来及其种类、释奠佾舞的乐章歌词,对韩国儒教现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韩国的儒教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一定形态的有形文化,例如成均馆的文庙、明伦堂、释奠、佾舞、地方乡校等建筑物或祭祀仪式;另一类是虽然没有一定形态,但保留在韩国人意识中的无形文化,例如礼仪精神、士精神以及祭祀文化等。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目按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刑(法)如此,刑法学如何?刑法学家又如何?如果说"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么刑法学家则相反,国家不幸,刑法学家亦必不幸;而盛世虽不尚刑,但刑法学家却有幸扶翼社稷,     

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

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从《周易》发轫,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的确立和发展,到宋明理学时代趋于成熟。理学诸子从宇宙本体论与人生境界说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说,使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成为更加系统的理论体系。     

孝道：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扭曲及匡正

儒家孝道是家庭与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它具有追求物质保障、主张人格平等以及体现世俗权利对等的法律价值。在法学理论视野中孝道是一种民事亲属权法律关系，却被封建刑事立法扭曲。今天，应用民事亲情权匡正被扭曲的孝道，使其适应当代社会要求，从文化和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其和谐调节作用。     

论儒家中庸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作为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 ,不仅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文章阐述了儒家“中庸”观的渊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并试图从实际出发全面评价儒家的中庸观 ,阐述其现代意义。     

企业改革路在何方:基于“从本质到现象”分析框架的探索

对企业组织及其发展走势的认知应该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而不能局限于事物的表象并为不同时空下的不同形态所遮蔽。由此就有:首先,与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相对应,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就是对企业的合理认知;其次,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和力量的不对称却导致了企业组织的异化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当前盛行的股东价值观;最后,随着社会发展带来信息机制的完善和力量分布的分散,异化了的企业组织又会呈现出回归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基本趋势。同时,对企业的认知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有关,因而不同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呈现出的异化程度也不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在产权安排还是治理机制上,日本等东方社会的企业组织都与流行的理论存在很大差异,相应地,我国企业组织及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与儒家社会的文化心理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