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     

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

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从《周易》发轫,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的确立和发展,到宋明理学时代趋于成熟。理学诸子从宇宙本体论与人生境界说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说,使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成为更加系统的理论体系。     

孝道：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扭曲及匡正

儒家孝道是家庭与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它具有追求物质保障、主张人格平等以及体现世俗权利对等的法律价值。在法学理论视野中孝道是一种民事亲属权法律关系，却被封建刑事立法扭曲。今天，应用民事亲情权匡正被扭曲的孝道，使其适应当代社会要求，从文化和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其和谐调节作用。     

论儒家中庸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作为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 ,不仅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文章阐述了儒家“中庸”观的渊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并试图从实际出发全面评价儒家的中庸观 ,阐述其现代意义。     

企业改革路在何方:基于“从本质到现象”分析框架的探索

对企业组织及其发展走势的认知应该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而不能局限于事物的表象并为不同时空下的不同形态所遮蔽。由此就有:首先,与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相对应,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就是对企业的合理认知;其次,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和力量的不对称却导致了企业组织的异化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当前盛行的股东价值观;最后,随着社会发展带来信息机制的完善和力量分布的分散,异化了的企业组织又会呈现出回归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基本趋势。同时,对企业的认知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有关,因而不同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呈现出的异化程度也不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在产权安排还是治理机制上,日本等东方社会的企业组织都与流行的理论存在很大差异,相应地,我国企业组织及制度的建设也必须与儒家社会的文化心理相适应。     

儒家思想对领导者角色转换的启示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文化支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诠释,拟证明新世纪的我国领导干部可以从儒家文化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进行领导角色的转换以及文化适应。     

先秦儒家视域中的“理”与“欲”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重要内容之一。2000多年来，思想家们在理欲关系上是非争鸣。以孔孟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的“欲而逾矩”、“以礼节欲”等思想，不仅是后世“理欲之辩”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困扰现代社会的人贪欲过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儒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论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选择是由一国人民根据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决定。创新和弘扬治理理念,必须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儒学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儒家治理思想以人性论、民本论、中庸观为理论基石。其中,人性论是其哲学依据;民本论是其核心价值;中庸观是其思维方法。系统把握这三大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儒家治理思想,对于当前中国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论科举制的发展演变对经学的影响

汉代开启了以经术作为主要取士标准的选官制度,奠定了以儒家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传统. 唐代科举重视明经、进士两科,突显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化,不利于士子从经学原典中汲取思想精华,因而对经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阻滞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