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韩国儒教与释奠

为了探讨当代韩国儒教的现状,本文首先考察了韩国儒教的宗教争论、儒教界的组织与活动。其次,为了探讨代表韩国儒教文化的成均馆仪礼文化,主要通过分析释典祭仪礼的由来及其种类、释奠佾舞的乐章歌词,对韩国儒教现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韩国的儒教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一定形态的有形文化,例如成均馆的文庙、明伦堂、释奠、佾舞、地方乡校等建筑物或祭祀仪式;另一类是虽然没有一定形态,但保留在韩国人意识中的无形文化,例如礼仪精神、士精神以及祭祀文化等。     

论科举制的发展演变对经学的影响

汉代开启了以经术作为主要取士标准的选官制度,奠定了以儒家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传统. 唐代科举重视明经、进士两科,突显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化,不利于士子从经学原典中汲取思想精华,因而对经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阻滞作用.     

断裂的传统:清末废科举对宪政改革的影响

科举,作为整合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官吏选拔、精英政治的制度中枢,于1905年清末新政中一朝被废。废科举之后,沟通传统教育与传统政治的桥梁断裂了,士绅阶层出现巨大分化,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被军人集团取而代之。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自废科举时起,便埋下了伏笔。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目按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刑(法)如此,刑法学如何?刑法学家又如何?如果说\"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么刑法学家则相反,国家不幸,刑法学家亦必不幸;而盛世虽不尚刑,但刑法学家却有幸扶翼社稷,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     

浅析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误区

经济伦理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研究误区,即:理论误区、逻辑误区和应用误区。纠正经济伦理的研究误区,目的是使经济伦理的研究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服务,使之步入健康研究的轨道。     

近代转换期韩国汉文学家的中国体验研究——以“满洲”地区①为中心

本文针对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早期,韩国汉文学作家流亡中国满洲时的体验及其如何将体验从文学角度加以形象化,并就其意义进行探讨。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综合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这是因为研究者们认为这一时期是韩国汉文学的结束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其在满洲的生活感受,其间对本民族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将当时满洲的生活状况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特别是对于儒教复古与革新的描述,使我们可以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风向及作家们的顾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