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条件下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总结公安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内涵、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信息化与信息化警务、公安基层体制改革、如何科学开发利用警力资源、如何改革目标管理考核、如何提高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战略指导水平、如何应用矛盾论、系统论驾驭和处理公安基层工作矛盾诸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更好地指导公安基层工作实践,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塑造"亮剑"精神提升基层公安队伍管理效能的思考

当前,基层公安队伍最需要塑造的"亮剑"精神是"胸怀人民、忠诚敬业的信念;精诚团结、和谐凝聚的作风;主动进取、迎难而上的胆略;坚韧执着、锲而不舍的毅力;专注于心、踏实有为的品质".塑造"亮剑"精神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必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基层公安具体实践,以建机制、出实招为突破口,围绕"引导、训练、规范、凝聚"八个字,综合运用多维塑造法,持之以恒、不断完善,才能形成和强化这一精神优势,为基层公安工作注入持久的动力和活力.     

德国法律保留原则论析

德国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只具有规范行政的单面意义,是行政法律保留;而现代法律保留原则具有规范行政与立法的双面意义,既是行政法律保留,也是立法法律保留。行政法律保留是所有议会立法型的法治国家的共通要求,而立法法律保留则是德国基本法上的授权明确性条款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的重要性理论的产物,是颇具德国个性的法律制度。对于德国现代的立法法律保留,应当予以全面的观察。     

活血通脉颗粒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血栓弹力图K值的影响

目的 观察活血通脉颗粒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olycythemia vera,PV）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血栓弹力图K值的影响。方法 随机将60例PV患者分为试验组、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西药羟基脲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活血通脉颗粒。治疗6个月后,观察和比较两组PV患者临床疗效、中医证候评分、外周血象及血栓弹力图K值。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分布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试验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差值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血常规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试验组治疗前后血小板计数差值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栓弹力图K值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试验组升高至正常值范围,其升高值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结论 活血通脉颗粒可明显改善PV患者中医证候及外周血象,并通过诱导血小板表面受体表达,改善PV患者凝血功能。     

不同手法推拿天河水穴对外感患儿的即时退热效果比较

目的 观察天河水穴在不同操作手法下的即时退热效果。方法 将94例患儿按年龄分为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及打马过天河组,通过测定患儿腋下体温、症状总积分和不良事件积分,评价3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3 h,打马过天河组患儿腋下体温及症状总积分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患儿腋下体温及症状总积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不良事件积分均显著低于打马过天河组（P<0.05）。结论 3种手法均有退热效果,但打马过天河手法的即时退热效果最佳,但易造成皮损,清天河水、取天河水手法安全可靠,退热效果无差异。     

《证券法》2019年修订背景下股权代持的区分认定

股权代持是现代商事交易中实现资本所有权与资本控制权分离的工具之一,这一体现商事自由的委托出资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肯定了委托出资关系的法律效力及实际出资人权益。但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在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股权代持纠纷个案中连续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因违规并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使得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陷入不确定风险之中。《证券法》2019年修订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明确列为重大事件,而股权代持作为重要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形之一属于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股权代持风险有可能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进行防控。实践中一概将股权代持关系不加区分地视为监管规范中所禁止的委托代持,混淆了委托代持与信托代持以及消极信托代持与积极信托代持的差异,并不能真正实现监管的初衷。股权代持由于代持原因、代持方式以及被代持主体的不同,产生的风险有很大差异,应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宜在对股权代持事实要素区分识别的基础上对其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层面的区分认定。违规股权及其收益如何处置以及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些都应依据股权代持的具体情境作出综合考量。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论“本质错误”——以罗马法为中心

在罗马法中,本质错误与身份错误、行为性质的错误、标的物错误并称为使行为无效的四种实质性错误。本质错误与材料错误相关又不等同于材料错误。本质错误的内涵见于D.18,1,9,2中的"醋为酒卖"案,是在社会经济功能影响下的标的物之内在特性发生错误。本质错误的外延见于"古杯"案及D.18,1,11、D.18,1,14等文本,涵涉了大部分的材料错误和性别错误,并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适用于那些对诸如艺术品价值、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形。本质错误在近代演化为法国法的"实质错误"、意大利法的"本质上的错误"、瑞士法的"重大错误"、德国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的"性质错误",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上,它们和中国大陆民法的错误制度殊途同归。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     

论我国鉴定人屏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应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刚性规定促使鉴定人必须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从而提高了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对质证程序的依赖程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就格外重要.鉴定人屏蔽作证方式为这一问题的探寻提供了微观视角,我国已经存在证人屏蔽作证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鉴定人屏蔽作证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实质上是鉴定人屏蔽作证与传统诉讼法原理的冲突与解决,具体反映在鉴定人屏蔽作证应当遵循的原则、程序设置、配套措施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