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的全球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全球化的进程旨在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预防和惩治某些特定的犯罪。然而,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构建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刑事司法文化基础上,与修正的报应模式和法律与秩序模式不同的是,刑事司法全球化必须有整合一致的人权文化。提高个体、政治、社会和经济人权的整体文化,是保障建立刑事司法全球化的最佳途径,它服务于国际公共价值和秩序,同时还致力于社会公正,确保相关人员,特别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电脑量刑辩证观

在中国电脑量刑之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迅速得到普及,是以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前提条件和催化剂的,虽然有关努力值得给予充分的评价,但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形成原因及对策思考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有重侦查轻审讯,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取证,重过程轻要件,重实战轻积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故此,我们必须讲求实效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和案情分析;讲求典范性,营造良好的竞争激励氛围;讲求科学性,以高技术水平为支撑,带动办案质量的提高;讲求规范性,提高侦查员的责任感.     

定量因素在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兼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

在刑法中规定定量因素不是我国首创,各国根据国情的不同,对轻微反社会行为或者交司法机关以诉讼方式处理,或者交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不同国家选择不同路径,既是其主观考量的结果,也有客观情势使其不得不然的因素。我国刑法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有其充分理由;行政处罚、劳动教养等制度虽然有待于完善,但这不是否定刑法中的定量因素的理由。对刑法明文规定的和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定量因素应在犯罪成立的积极条件中进行形式判断,对综合性的定量因素应当在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中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行为予以剔除。     

论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传统诉讼理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证明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被告人在针对指控提出某些辩护主张以证明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时负有证明责任。当然,与控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的性质与要求不同,刑事被告人所承担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即可。     

对刑事疑案赔偿的思考

对刑事疑案予以赔偿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也有利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完善我国的刑事疑案赔偿制度,应确立严格责任原则,确定赔偿委员会的终局地位,并可借鉴辩诉交易的做法,以富有弹性的“协议式”取代僵硬的“决定式”解决疑案赔偿问题。     

检察机关二审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死刑第二审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开庭审理,以往存在于死刑案件二审审理方式中的三级结构被彻底改变。这顺应了在我国逐步实现对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全部刑事二审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发展趋势。为适应这一趋势,检察机关在刑事二审案件诉讼程序中的职能亟需明确。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诉讼规律,检察机关在刑事第二审中的诉讼职能应当界定为第一审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的继续和延伸,但重在全方位的诉讼监督。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权,是当事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管辖权异议都有明确的规定,其积极的作用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表现出巨大的司法价值。然而,在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却处于缺失的状态。因此,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程序的规范化和正义性。     

论偷税罪的立法改进

自从1997年我国刑法典颁布实施,关于偷税罪立法的许多问题在学界就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虽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偷税罪的司法解释弥补了立法上许多缺陷,但还有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理论上依然争议激烈.因此,有必要对偷税罪的立法改进继续深入研究.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