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以陕北为例

文化安全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列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之所以出现"安全"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双刃剑"效应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行为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保护和传承好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论文以陕北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为例,通过对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蕴藏及其保护状况阐述,分析当前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力图提出有效措施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而加强我国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自觉的方法论问题初探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达到文化自觉。要达到文化自觉,贵在科学应用相关方法论;把握文化自觉内在物质实践规律,厘清文化自觉内在方法论的两大层次是科学应用相关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实现文化价值,从文化自觉的理论方法论视野出发,不仅需要注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而且需要辩证的思维与视野以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论视野出发,既要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原则,也要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增强中华文化辐射力,更要做到文化融合科技促进创新。     

占婆文化交流中的“二次本土化”现象探析——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

占婆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马来世界本土化的伊斯兰教在占婆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伊斯兰教特点又与伊斯兰教具有很大区别的婆尼教。通过观察伊斯兰教在占婆的传播,可以分析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内部传播过程中的"二次本土化"现象。经过二次本土化的文化现象,在表现形式上与文化源头的相似性减弱了,而民族文化的成分增强了。本文还在梳理关于占婆婆尼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等方面对《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进行评介。     

砂拉越华族族群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维护: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之兴办为个案研究

砂拉越位于婆罗洲,原为文莱属地,1841年白人拉惹政权建立后,大批华人在其招垦下移入砂拉越。在华文教育萌芽的初期,白人拉惹对其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直至20世纪20年代,因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及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在各个华文学校的发展,才颁布学校注册法令,开始干涉砂拉越地区的华文教育。二战后,白人拉惹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新成立的殖民地政府急于统合境内各族群对砂拉越的认同,遂推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迫使砂拉越华文中等学校在改制成以英语授课的学校或独立中学之间做出选择。为保存族群母语教育,为华族子弟接受母语教育提供机会,在古晋地区创立的中华第一中学,决定成为一间华文独立中学。这间华文独立中学至今仍有千名以上学生,其校园中充满华族文化气息。本文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创立、发展、经营作一个案研究,期盼对吾人进一步了解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族群语言的维护及文化的传承有所助益。     

从中国国情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特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诉求,也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向度、理论向度和文化向度的充分展开过程。然而,由于历史上革命任务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充分展开而具有外显性,并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或文化动因问题则相对弱化而具有内隐性,也没有得到学界充足的重视。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能够为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另外一种面相。以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为例来看,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随着自身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的提升而必然要提出的重要概念。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From sacrum to profanum: re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st places of power in Baltic cities

Places always represen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ocieties, seen through 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as, beliefs, and hopes. Places and their social practices are interwoven into the urban fabric and have become vital components of urban and ideological identities. Ideological systems create unique arrangement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those special places, which can be called “hallowed” or “profaned.”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sacral” spaces and their recent “profa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together with the use and attitude toward landscape, has become visible due to spatial and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s of post-socialist cities.     

都市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服务管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现代都市社区管理服务的综合考察分析,论述了社区服务管理的若干实践性问题,并着重强调了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用文化的方法对社区进行功能上的整合。     

高校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珍贵的宝藏,而随着现代文明的日新月异,承载民族记忆的非物质遗产正渐渐走向消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然迫在眉睫。本文在总结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经验基础上,从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和承担文化重任的角度出发,为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出了些许建议。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文化与结构结合的路径

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文化的路径将观念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结构的路径则将诸多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思想作为一种衍生物,将结构安排的变化作为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辽宁省F村征地与搬迁后的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考察,在个案研究中检验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的解释力。本文认为,结构因素的改变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改变中是首要因素,但是结构因素通过文化因素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