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评

通过对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与公共政策阶段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和"垃圾桶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将公共政策阶段分析的触角向前伸了一步,拓展了政策阶段分析的研究空间;多源流分析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将其运用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提升了其价值.但是,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有些学者针对其中的某些缺陷提出了批评意见;有些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扩展.     

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DEA(数据包络法)对三家样本银行的并购效率—X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在样本时间段内中国商业银行并购存在负效率的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期望为以后的并购行为提供帮助。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法不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和刑法法益保护精神,有利于被告人和保障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易引发争议,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原则精神,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法不溯及既往”是否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生效)的案件,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及其他国家刑法有不同规定,有待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     

法学实证研究之反思：以因果性分析范式为视角

法学实证研究当下面临外部缺乏认同、内部陷入发展瓶颈的双重挑战,主要原因在于描述性统计分析局限于事实发现、相关性分析的科学性不足。法学实证研究的工作重心应当转向检验竞争性的理论假设,即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理论证伪,实现突破性理论创新,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从当代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理论证伪必须建立在因果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法学实证研究迈向科学成熟的路径之一,在于引入统计学的虚拟事实模型,利用法律制度变化形成的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双差分、断点分析、工具变量和配对分析等识别模型,构建具有法学特色的因果性分析范式。     

垃圾分类的社区准备模型推动性分析——基于H市的案例研究

垃圾分类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其关键在前端居民分类意识和习惯的养成。为此,通过社区准备模型研究H市垃圾分类情况,发现居民对分类的认知较积极,但社区推动弱项较多,特别是资源投入和宣传明显不足。对此,从社区准备的角度审视,提出加强社区责任、多元主体共治、提高治理能力、获取资源保障等改进对策。     

公共均衡:政府与民众关系新探——公共选择理论与现代政府的再思考

“公共均衡”的提出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提高现代政府的行政效率,它运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政活动,以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强调保证行政活动内在有效持久的动力应来自行政组织及人员的内在合法利益追求——自利主义而非利他主义。只有在理论上承认行政组织利益的现实存在,才能解决行政动力问题,而解决了动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行政效率问题,从根本上确保行政活动的长久高效。行政管理活动需沿着均衡——兼顾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轨道,通过利益机制的协调最终实现双赢。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以珠海市金湾区政府为例

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政府战略目标落地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情况,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并具体剖析,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内部及彼此间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对负向关系进行处理与反馈,在“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层面不断采取措施调适。根据现有情境,提出国家出配套政策,地方出专项政策;执行机构对内数字管理,对外精准服务;目标群体拥抱数字场景,收获便捷便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各领域,全力配合助力区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数字政府的政策目标。     

广西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理论对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二者存在长期均衡的结论,并建立了回归模型。经ECM误差修正之后,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从短期来看当期收入对下一期消费的调节作用是较大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是启动消费的主要手段。针对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约政策建议。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科技运用活动与岛礁法律地位的认定：南海仲裁裁决对《公约》第121(3)条解释及适用的错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3)条对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之规定,语意模糊。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条款的解释及适用更是极具争议。本文依据条约解释规则,从科技运用活动影响岛礁法律地位的视角来发现裁决的问题。裁决并未使用“动态解释法”来解释“不能”的含义,遂忽视了科技进步对岛礁客观能力的积极影响。裁决错误解读“自然形成”的通常意义及上下文,将“自然”条件延伸适用于岛礁的“维持”阶段,排除了外来技术作为“维持”的方法。裁决用《公约》文本找不到的材料推导出条约之目的,忽略“奖励”沿海国以科技发展实现对岛礁的最大化开发也是目的之一。裁决中“接近人类居住能力的界限”不采用人类最低居住标准,无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居住状况,所谓“大规模人为改变”的条件也无法普遍适用。裁决无视任何具有岛屿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运用科技改善岛屿居住条件、维护环境、防止侵蚀和淹没的事实。如此违反条约解释原则、背离现实及国家实践的裁决解释与适用,不具有良好的事实及法律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