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缺漏及其修改动向

日本立法者为了满足企业实施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组织结构的企业集团化经营的需求,降低企业重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加强对企业集团经营的监督,对《反垄断法》、《公司法》(商法)及会计、税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与调整。这些法律制度的调整,使经过六十多年的演变已日趋成熟与完善的日本现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又暴露出了新问题。为弥补该制度缺漏,强化企业集团治理,日本立法者试图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度。通过观察及研究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制度安排及其调整可以引起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对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及其制度间相互影响的重视。     

产权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产权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产权是非市场型产权,传统公有产权的转型就是由非市场型产权向市场型产权的转变。产权分化是现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趋势,现代企业制度是产权分化的产物,它既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又是向公有产权过渡的条件。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多重内涵和属性,通常指的是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般特征。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需要把公有制的内涵与股份制这种形式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构想--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确立了"单位自治,政府监管"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机制,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实行单位负责制,单位自治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公安机关应充分履行指导监督的职能,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维护单位内部稳定与安全的新途径.     

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分析

中央和地方财政博弈随着财政制度调整一直存在。在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度下存在“经营企业”行为,在分税制制度下存在“经营城市”行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行为结合土地制度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大举借债行为的发生。     

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争议切入

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够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的争议,其实质是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是遵循“集合论”还是“实体论”的争议。根据这两种不同理论构建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国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只在合伙人层面征收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符合“集合论”的政策选择。如果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前提考察有关税收规范中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支撑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实体论”。这种形式上采用“集合论”而实质上为“实体论”的混合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独有的内在逻辑,即合伙企业虽然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其是阻隔所得穿透的实体,这需要一个理论清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单行立法来体现。在不改变当前以“实体论”为主的路径下,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立法还应当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税收待遇,从而更好地促进税负公平。     

企业-政府互动依赖关系与企业政治行为

随着现代商业体系的不断发展,企业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在市场上的成功同样重要,于是企业政治行为就逐渐成为了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方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政治行为的相关理论的回溯和总结,在分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依赖关系之上,将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战略相联系,讨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政府管制和公共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要合理地实施政治行为,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资源状态和个体独特优势状态,在个体独立策略、集体性策略和混合策略中进行平衡和选择。最后指出,我国的企业政治行为研究需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拓展和创新。     

资源型企业产业转型的三个视角

本文从政府、企业家和职工三个角度分析了资源型企业在资源枯竭后产业转型所面对的问题,重点剖析了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强调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提出资源型企业产业转型要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企业集团文化建设与凝聚力研究

企业集团凝聚力的缺乏已经成为我国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而企业集团凝聚力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集团文化建设的薄弱。因此 ,从企业集团文化建设入手 ,增强企业集团凝聚力 ,可使企业集团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海洋中的航空母舰 ,成为各地经济的支柱和发展的龙头     

强化四个意识 抓好五项落实切实保证职工主人翁地位

深化企业改革,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主人翁意识,保证主人翁的地位,发挥主人翁作用是国企改革成功的保证。     

试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条件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会内部事务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有效地调动起、保护好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协调好劳动关系,构建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社会根本问题。它的实质就是对现存不同利益群体——资本群体和劳动群体的利益和矛盾,进行适时适度的平衡和调节,以解决“弱劳工”问题。所以,在现有条件下,要提高维权的有效性,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必须形成合力,共同努力,尽快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维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