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为 :村级治理推动了乡村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维护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过程控制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中,建构评估指标模型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机制,评估指标的权重设计和等级标准为其提供技术保障,而设立评估管理机构、选择确定评估主体、安排评估实施程序和落实评估结果运用则是整个过程的组织和程序保障。     

政府绩效管理与效率政府建设

本文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的内涵与特点,论述了绩效管理在效率政府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结了当代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做法,总结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取得成就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府绩效管理新模式、建设效率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视角考察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西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理变革,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等三个方面。     

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初探

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绩效评估有助于激励非营利组织更广泛地承担公共责任,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效率。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主要困难在于目前的评估标准易倾向于公益的特殊性,社会公众普遍混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等。为此,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需要在评估机构、评估体系、社会认同和沟通平台等方面加以改善。     

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