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政策意蕴、理论阐释与路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务服务已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引擎。政务服务质量高不高、企业群众满意度如何衡量,长期以来缺乏制度化保障。公共管理学界已经认识到,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已提上日程。基于政务服务助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视角,本文探讨了现阶段我国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的政策意蕴,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了政务服务“好差评”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映射,并从价值取向、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四个维度勾勒出了其建构路径。本文研究既丰富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体系,亦有助于在实践中为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方法论借鉴。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中展现“中国之治”的强大社会动员力

社会动员是因特定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要素以实现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过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舆论宣传凝聚民心、基层基础坚实稳固、社会力量勠力同心,充分展现了全民战"疫"的中国规模、中国速度、中国力量,集中检视了"中国之治"的强大社会动员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持续增强社会动员能力,加强动员主体建设,分类实施精准动员,合理运用动员方式,更好地凝聚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把握党的执政方略加强执政理论研究

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要内容,内涵丰富,蕴含着深刻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特征,其实施必须遵循一定原则。确立和实施党的执政方略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

在我国漫长的国家治理进程中,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作为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并且总以一定方式在特定阶段反复出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会直接冲击正常的法治秩序。因此,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对我国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及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把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执法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对运动式执法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需要直面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依法解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大面积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应对等重要课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对运动式执法进行改革,其中重点需做好加强立法协调统一,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塑造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等工作。     

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

在国家处于应急时期时,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司法政策已成为非常态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具有出台快速性、效力临时性、目的明确性、主体联动性和运行政治性特点,并通过"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背景"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鉴于司法政策本身的定位不清,其对秩序的追求和紧急权行使与基本法治原则相抵牾,以及"成本—收益"理论阐释该时期政策与法律选择的非自主性,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在实现法治价值的同时也极易被不当运用,如直接将行政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为达成维稳目标致使司法政策"运动式"运行,政策的"短期化"削弱司法公信力,以及笼统地将司法政策用作裁判依据等。针对可能风险,我们应基于法律与社会的"诉求—回应"关系,厘清特殊时期司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结合教义学体系明确司法政策运用的具体要求,借助案例指引作用阐释司法政策蕴含的裁判规则,以及通过法律论证增强援引秩序价值说理的可接受性。     

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

古典政法传统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政法关系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思考治国问题的重大主题,产生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论认识。广义上的政法关系,表现为政必有法、为政以法、法依政行、政法同构、政法互动。狭义上的政法关系,即政刑关系,表现为政刑一体、政主刑辅、政先刑后、政刑互补。历经长期的演进,古典政法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法场域、太平盛世的政法理想、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综合施治的治理模式、奉法循理的官吏队伍等基本样态。古典政法传统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太平、变法图强、综合为治、防患未然、情理法融合等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法律-文件共治模式的生成逻辑与规范路径 ——基于四十年教育规范性文件的考察

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是行政实践中的现实图景。通过对教育领域的实证考察发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互动模式,并在当前改革背景下形成了法律文件共同治理的格局。新时期法律文件共治模式既具有法律位阶理论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法理基础,也源于“文件治国”在社会政策变迁中的功能多元化需求,以及行政效能原则下的实践基础。法律文件共治模式在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发挥,需要以厘清二者内容边界作为前提条件、以二者体系共存的相容性作为价值指引,以及以法律的立改废释与文件的清理备案作为程序保障。     

广州市城中村扫黑除恶中存在问题与对策探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州市公安局侦破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绝大多数在城中村.打击取得一定的成绩的同时,存在对核心骨干成员深挖不够,运动式打黑除恶的现象以及思想仍然存在,“打早打小”政策落实方面不到位等问题.应从治理与预防两方面入手.治理方面,除司法层面的治理措施以外,还需要综合治理.预防方面,总体层面要重构“打早打小...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691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2019年实施的全国性社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56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发现】(1)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2)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