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etence to Complete Psychiatric Advance Directives: Effects of Facilitated Decision Making

Psychiatric advance directives (PADs) statutes presume competence to complete these documents, but the range and dimensions of decisional competence among people who actually complete PADs is unknown. This study examines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performance on a measure to assess competence to complete PADs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a facilitated PAD intervention on decisional capacity. N=469 adults with psychotic disorders were interviewed at baseline and then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a control group in which they received written materials about PADs or 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in which they were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meet individually with a trained facilitator to create a PAD. At baseline, domains on the Decision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 for PADs (DCAT-PAD) were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IQ, verbal memory, abstract thinking,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At one-month follow-up,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more improvement on the DCAT-PAD than controls, particularly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pre-morbid IQ estimates below the median of 100.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D facilit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boost competence of cognitively-impaired clients to write PADs and make treatment decisions within PADs, thereby maximizing the chances their advance directives will be valid.     

传统无讼法律观的历史功能和当代价值

传统无讼法律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法律观念在维护经济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所包含的主张礼法并用、强调道德教化、注重纠纷调解等合理因素,对摒弃"法律万能主义"倾向、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吸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利用.     

唯物史观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基石

作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史研究主要建立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唯物史观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的理论基石作用做一些初步探讨。首先,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其次,唯物史观透过社会生活的表层,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三,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克服微观史学研究和结构主义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大洋洲岛国的早期华商及其历史影响探析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早期华商开始向大洋洲岛国移民,其移民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由探险者转化成的华商、由淘金工转化成的华商、通过“链式移民”发展成的华商等三种类型。华商在岛国主要经营零售业、种植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先后涌现出了李谭德、梅屏耀、阿松和陈氏三兄弟等代表性的商业人物。华商的到来,推动了大洋洲岛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提高了岛国的文明化程度,为今后岛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

郑和七下西洋对印尼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宗教、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也对两国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以郑和下西洋对印尼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郑和下西洋对印尼古代经济的影响深远,主要包括朝贡给赐、民间互市、华人贸易和国际贸易四种方式,对三宝垄当代旅游业和华人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重构历史记忆”的理论视阈下,利用历史类专著、纪录片和其他学术论著,从文化、旅游等角度重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记忆,对澄清地域误解和文化偏见,促进双方文化旅游合作和贸易发展,意义重大。最终旨在使之服务于“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中印尼经济合作。     

现代法治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政治制度的模式,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法制思想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讲的中国国情,当然包括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不能一味否定,其中也有许多在今天仍值得弘扬的东西。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亦应如此,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吸取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所独有的东西,把中西两种法律文化融汇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     

中国振兴东北战略与俄中合作

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 ,而俄罗斯在普京总统连任后 ,加大了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力度 ,支持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与亚太的经贸关系 ,特别是对华合作。俄中两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充分利用这两个地区的地缘优势和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的有利条件 ,大力推动地区的合作。虽然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已经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了紧密的生产、经贸、科技和学术等联系 ,双方的合作已具备相当的基础 ,但仍然存在一些滞后领域。今后双方应该注重开拓高新技术合作方面的潜力。     

法官阐明立法规定之历史沿革及启示--以德国、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法官阐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重要法律制度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本文对以德、美为代表的世界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法官阐明立法规定之历史沿革作了回顾性的论述 ,尤其把法官阐明理论引向普通法系国家找出与之对应的规定是富有价值的 ,改变了过去一些人关于法官阐明理论和实践仅仅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独有现象的传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提出了法官阐明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及其变化等 ,启示并建议我们在构建这项制度时 ,应以当事人自主和法官职权之间的关系为核心 ,既要借鉴其基本内涵 ,又不必拘泥于它的原来模样 ,使其符合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要始终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