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稳定--销售渠道的制胜根基

在销售渠道的网络结构中,制造商和代理商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信任是稳定销售渠道的前提。公司加强与代理商之间的信任关系,重在信守承诺,向代理商表示信任,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实行人员交流,加强信息协调。还应当加强销售渠道的冲突管理,即加强销售渠道设计,优化销售渠道管理,加强渠道成员间的信息沟通,积极开展对中间商的服务。     

The Privatisation of Prisoner Transfer Services in Western Australia.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Ward Case?

In 2008, Aboriginal elder Mr Ward died of heat stroke while being transported in the back of a prison van operated by private security company GSL (now G4S). This article will address the rol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can play in improving correctional and custodial services and whether existing oversight frameworks can provide a proper supervis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rivate security operators. It will focus on the key reports issued by Western Australia's Inspector of Custodial Services, the independent office to oversee the prisoner transfer system. Another central source of information will be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handed down by the Western Australian Coroner Alastair Hope in June 2009. The Hope Report details the numerous failings of the system which led to the Ward tragedy. Both GSL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 had breached a duty of care to Mr Ward. Further, it remains highly problematical having a range of oversight bodies if elected government is able to simply ignore the subsequent advice. Parliament must therefore remain a central part of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

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每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均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韩国专制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涉及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典型司法案例反映了韩国普通法院及宪法法院在衡平这两者价值间冲突的立场变迁及韩国法院在维护人权和促进韩国民主与法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为中国学界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这样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些许可借鉴的外域经验。     

从就业保障权看我国劳动法

就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保护的工作权的衍生权利。国际法对此权利的丰富内涵已有明确的标准。以这些国际标准为基准,分析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就业保障权的保护程度,并分别从反对任意解雇,限制固定期限合同,提高就业能力三方面对劳动法条文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     

简论公安院校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公安院校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公安教育教学工作中对教师的信念和积极性、教师在困难面前的态度、教学行为成败的归因以及教师的思维模式和情绪调控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安院校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培养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从而提高教师的素质。     

浅谈加强公安情报工作的主要途径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当今国际、国内警务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是公安机关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也是公安机关三项重点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该文从对情报处理中应把握的八个重要环节入手,提出了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的对策。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