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发展趋势展望——《公务员法》颁布后的政府雇员制度

政府雇员制在我国是新兴事物.但由于此项制度必须以公务员制度的充分发展为先决条件,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仍未完善,这就注定政府雇员制度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缺乏法律依据,产生程序过于随意和忽视对政府雇员权益的保护,更使这项制度的前景十分黯淡.     

适用社区服务令制度惩处轻微犯罪行为的构想

由于社区服务令制度具有经济补偿及协助违法者心理康复的双重作用,因此我国应将其用于处罚轻微犯罪行为人。对于轻微犯罪行为,偏重于教育而不是惩罚的社区服务令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减缓了刑罚的报应本能,给刑法生硬的面孔带来了温情的一面。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予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从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既非常必要也有相当大的现实可行性。     

Lessons of Russian in Afghanistan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1979–1989) is considered through the prism of institutional transfers. Afghanist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attempts to implement Muslim, Soviet and Anglo-Saxon institutional designs. Most of them have failed. This failur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elective affinit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institutions imported from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argued that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degree of elective affinity must precede any attempt of institutional transfers. An analysis of Ph.D. dissertations defended by Afghan students at Soviet and Russian universities complements logical arguments and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facts.

关于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婚约的态度是不提倡不禁止 ,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问题 ,急需规范。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传统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尽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婚约制度。     

高效能：中国政府的行为选择

政府与社会处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 ,并且政府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社会的发展即为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高效政府对它的促进和推动 ,这已为现实所证明。中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所以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拥有一个高效能的政府。鉴于目前中国政府效能不高这一事实 ,高效能理应成为中国政府的行为选择。中国政府达到高效能有五条途径 :加强行政立法 ,依法行政 ;广开言路 ,政务公开 ;积累社会资本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 ,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 ;建立高效、忠诚和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美、德、日公司监督机制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公司监督机制立法模式不同。英美法系的美国公司采用一元制模式,独立董事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大陆法系的德、日公司采用二元制模式,监事会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而德、日又有所不同。我国亦采用二元制模式,但监事会却存在着“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状况。因此,应该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重新审视和构建我国的公司监督制度,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司监督机制模式。     

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其所作的解释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相比有很大不同,由此将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本文拟对我国的这一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代位权制度作一比较,指出这一制度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