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一种价值维护机制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价值维护机制。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算法产生了类似法律的规制作用,这种规制作用加深了政府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程度,同时让大型公司和平台成为了事实上的社会性权力。然而,算法自身的规制功能和法律层面的监督无法克服公权力和社会性权力运行中产生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宪法层面的监督。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要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以特定问题调查权和合宪性问题专项报告机制为制度依托,实现宪法监督从针对文本的合宪性审查到全方位监督的转变。     

算法行政责任的分布式重建

算法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购买服务,其隐秘性、自主决策性、多元主体间行为的不可分性给传统责任框架造成了巨大挑战,可能产生责任鸿沟与治理缝隙。现有治理体系多采取主体行为协同、责任分离的逻辑,容易导致责任逃逸与代理洗白等问题,理想型意义上的穿透式责任面临集合行为与科层制难以穿透的实施困境,因此提出分布式责任对二者进行调和。分布式责任有较为严格的前置适用条件,可视为疑难案件的有效解决方案。分布式责任意味着从中心式的控制风格向全流程参与式问责的转换,在无法明确主观故意的算法致害中实现了对多主体间共同责任的简化。     

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表征、危害与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开辟了信息传播的新境遇,也给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行动逻辑。借助大数据、智媒载体、算法算力等技术手段,历史虚无主义在出场方式、影响受众、手段策略等方面呈现出更加软性和潜隐化的特征。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惑性”更为强烈,“社会危害性”更加凸显,其隐蔽式歪曲着历史认知,扰乱网络生态秩序;沉浸式消解着国家认同,撕裂价值共识;颠覆式弱化着政治信仰,制造“西化”陷阱。为此,通过构筑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匡正大众历史认知增强历史自信、健全法规制度约束监管机制、抵御智能算法漏洞、完善智能治理等实践举措,以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侵扰。     

算法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挑战及应对

算法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挑战及应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在算法时代,由于算法缺位传统优秀文化宣教、算法信息交互议程设置失衡、算法温床裹挟多元价值,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被削弱、影响力被消解、引领力被弱化。因此,需要强化价值引领坚持文化自信,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召力;推进构建算法赋能传播新格局,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算法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相契合,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力,以达到算法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目的。     

“算法焦虑”的生成机理及纾解之道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领域归属、形态属性与功能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力失控蔓延的苗头愈加明显,催生“算法焦虑”。本文以“算法焦虑”现象为研究对象,从算法自身以及规制理念、治理模式等多个角度系统挖掘“算法焦虑”诱发因素,进而从多元互动、相互联结的维度构建迈向算法信任的本土化治理方案。     

价格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事前管控与事后追责

计算机算法的发展为竞争者达成价格合谋提供了便利。传统的反垄断政策在规制某些算法合谋时不再有效。算法合谋有四种形式:信使类合谋、轴辐类合谋、代理类合谋和自主类合谋,分析了其形成的条件、运行机制,并采用经济学的方法,从成本收益和效率的角度说明了算法合谋的治理应当是事前管控与事后追责双管齐下;在具体的反垄断规制措施上,执法机关应当秉持竞争优先,慎用管制的理念,谨慎使用算法透明原则以保护创新和产权,强化算法合谋的事后问责,加大合谋的处罚力度。     

基于疫情防控的城市应急治理的三个维度

基于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城市应急治理可围绕应急之治、武汉之治、风险之治三个维度,从常规行政、决策优化、风险防控分析入手,透视社区治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通识机制——人、组织、平台疫情应急体系,倡导问题算法、博弈决策与认知心理一体化、职业化的主动应急能力提升路径。     

算法社会下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

算法的大规模应用给人类生活带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智能产品、智能搜索和导航、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精确的推荐等等。我们在享受如此高效便捷的同时,不免担心随之而来的诸如APP窃听、信息泄露、算法歧视等问题。传统法律制度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需要。完善法律规定,建立“算法+专门机构”的双重监督模式,同时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新变化。     

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下的信用评级机制生成独立于数据本体的数字人格。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算法控制来推动金融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进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私有化数字人格实施黑箱管控。我国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属于数字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在矫正监控资本主义逐利偏差的同时,生成与法律强制下行政管理方式相并行的算法行政。算法行政作为全新的权力工具导致数字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式转化,这对法治国的传统法律原则提出挑战。福柯的规训理论可以解释基于数字人格的权力运作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当性,也能解构算法行政生成的自我规制型问责制,由此生成全新的数字行政法学。这为我国社会信用系统的法律规制提供新形态的学科支撑,也为该制度输出提供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说服工具。     

算法:一种新的权力形态

算法如今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图景与现实。作为一种技术,算法逐渐演进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由数据和算法搭建的网络对用户形成类似于一种全景监狱的凝视。算法的合理性外衣和日常化呈现成为社会控制无形的手,同时也带来了政治操控、隐私泄露和偏见固化等风险。因此,本文从公权领域、公共领域和个体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