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思想的冲突、批判与创新

明清之际,中国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从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人文启蒙思潮是与经世实学思潮同时兴起的.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专制制度,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重修身养性、轻自然科学的发展理路和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被打开了缺口,它使中国知识界在沉浸于儒家经典的同时,开始接触和吸纳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扩大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论明清时期女性解放启蒙思港——兼与西方同时期的女性解放启蒙思潮比较

明清时期的女性解放启蒙思潮,是在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下出现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谴责对女性的性苛求;二是肯定女性的才华,支持女性的创作.这次女性解放启蒙思潮揭开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序幕,其历史功绩勿庸置疑,但与西方同时期的女性解放启蒙思潮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不同时期的文学所呈现的成果形态不同,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亦不同.北京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其文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线索和规律.边荒色彩成为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

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明代滇、黔移民特点的比较,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屯堡人及其文化形成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和补充。     

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

忽必烈与儒士的关系,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这二十年间,儒士们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得到了重用.这是由于忽必烈为了取得天下的缘故.而从1262年至1294年的三十多年里,忽必烈却逐渐疏远和压制汉族儒士,到最后弃置不用.最直接原因就是忽必烈认为儒士不忠、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