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论唐代受胡文化影响的舞与服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胡汉文化交流并融合影响最广泛的时期。曾在中原地区风行一时　的胡舞和胡服,反映出唐代胡汉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唐代士大夫喜好诗　乐,寄情歌舞,因此对当时流行的胡乐、胡舞与胡服多有记载,从而使我们看到舞与乐不相　离,舞与服不可分,乐、舞、服各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     

清代搜查制度初探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上,尽管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法制文明的进步,传统法上的搜查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清代法制是中国封建法制的高峰,相应的,清代法律中的搜查制度也比较完善。它对搜查的主体、搜查的对象、搜查的执行方式、搜查主体的责任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体现出有效保障原则、遵循令状原则、合理根据原则、针对性的搜查原则以及鲜明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法律思想与人本主义的法律思想。     

关于法家学说与秦代法制关系探讨

法家学说和秦代法制关系密切.法家学说是秦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秦代法制是法家学说的切实贯彻.探讨两者具体的契合关系,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秦代法律文化及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文化的形成及丰富内涵.     

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

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明代滇、黔移民特点的比较,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屯堡人及其文化形成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和补充。     

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

忽必烈与儒士的关系,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这二十年间,儒士们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得到了重用.这是由于忽必烈为了取得天下的缘故.而从1262年至1294年的三十多年里,忽必烈却逐渐疏远和压制汉族儒士,到最后弃置不用.最直接原因就是忽必烈认为儒士不忠、无用.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     

允协情法:民初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技艺——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素材的考察

民初平政院对行政处分的审查并不局限于合法性层面,而是通过形成和运用"允协情法"的审判技艺,深入合理性层面制约监督行政权.在民初行政审判实践中,"法外求情"是当事人的惯常做法,"酌情准法"则是平政院的基本立场.平政院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情理"作为裁决准据和在建议中落实"情理"等方式,进行实质的合理性审查,...     

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试论日本据台与闽粤移民之中挫——以《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为中心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随着《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的颁布实施,传统闽粤移民渡台历史进程遭致中挫。日据后迁徙台湾的闽粤民众被称做“华侨”,成为侨居者。此后,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