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法与刑

关于唐代法律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片面和局限之处,比如以往的研究过分依赖《唐律疏议》,以致连一些正史中的志、传及一些官修史书等基本资料都很少发掘利用。资料的局限难免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结论的重复,如果我们在资料方面稍花气力,就会感到唐代的法制有更多的教训和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对唐法(而不局限于唐律)更深刻的探讨与研究,也许尚需假以时日。     

唐宪宗与韩愈谏佛骨事新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谏佛骨事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韩愈对佛教的猛烈攻击与批判，而是因为随着天下藩镇的平定、大唐的初步中兴，宪宗日渐志骄意满，其元和初年那种虚心求谏纳谏的作风已有改变。对于那些有损君主威望及皇权加强的人和事，宪宗有心给予严处，“以儆其余”。韩愈《谏佛骨表》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严重触犯了宪宗的自尊，未能摆正君尊臣卑的位置，因而随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原因

从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举人的地域分布变迁,可以明晰整个儒学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一变化是由清代台湾移民和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所促成的。     

川岛浪速与晚清警政建设

晚清创设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多仿效日本。日本人川岛浪速创办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教育机构,他的《上庆亲王书》提出了近代中国警政建设比较完整的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浅谈两宋时期警政的主要特点

宋朝的警政思想立足于防范,警政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央集权的要求。宋朝加强治安防范、严密基层治安组织等警政措施维护了宋朝统治区域内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但由于防范成本过于庞大,导致国库空虚,加之民族矛盾,政权最终归于败亡。     

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兴于唐、发展于宋、完善于元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为明王朝所继承。然而,明代市舶司在机构设置、职能发挥、选官制度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明显的变化。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市舶司的政治性职能逐渐减弱,经济性职能日益增强;其管理海外贸易的方式相应地由官方贸易为主体演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体。明代中叶以后,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面对着东南海防与财政危机,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海外贸易政策,而主持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职能方面有所转换。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督饷馆,督饷馆的设立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由市舶司向海关转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宋代城市经济功能新见

评价宋代城市经济,不能囿于城市本身,也不能单纯强调生产的意义,必须打破城乡对立、重生产轻消费的二元思维模式,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着眼,从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入手。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末宪政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制度由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过渡,主要体现为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具体实效,是一次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形成时间考述

在农务繁忙季节中止民事诉讼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关于该制度产生的时间,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传统的观点认为出现于唐朝。分析现存的中、日古代文献及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确定该项制度最早出现于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杂令》之中。日本《养老令》中关于农忙止讼的规定借鉴了唐开元二十五年《杂令》的规定。依此推断,唐开元二十五年律疏、令应是日本《养老律》和《养老令》重要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