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代处罚文书犯罪的特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对伪作制书、一般官文书,伪写、毁坏、遗失、盗窃玺印,更改文书传递方式、延误文书传递时间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律令条文。从汉代对文书犯罪处罚的律令看,突出了根据被伪写文书及玺印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来定罪、采取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违犯文书规定者进行判罚、区分伪写文书和玺印等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同进行定罪、处罚的文书犯罪行为涉及到文书制作和管理的各个环节等几个特点。     

结藻清英 缘情绮靡——论西晋诗歌之唯美化追求

西晋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特立独行的艺术特征,诗歌创作上的唯美化追求则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辞藻富赡,工巧绮练;析文丽辞,玉润双流;音声迭代,五色相宣;巧构形似,穷形尽相。     

元代入琼蒙古、色目人考

元代的海南岛,出现了许多北来的异族面孔———蒙古人和色目人。这些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被贬谪到海南的宗室、大臣,一类是朝廷派来征伐海南的武将,一类是到海南来任职的官员。本文对这三类蒙古、色目人的在琼情况分别进行了考证。     

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汉代的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上请是指特定主体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在履行特定上报批准程序后方能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汉代上请适用的对象既有皇室宗亲、外戚、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也有老人、小孩，以及因亲情触犯法律的人；上请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不准越级上请。上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的慎刑思想，同时也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秦汉奸罪考

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关于奸罪的认定、量刑的标准及原则,并为后世法律所继承、发展;与后世法律(主要是唐律)相比,秦汉时期对奸罪的处罚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北宋诗文革新中“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的两种思潮

范仲淹和欧阳修及苏轼等人忧“商旅(商贾)不行”，不仅反映了当时商贾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也说明北宋政治改革和诗革新将“忧以天下”上升到新的层次：着眼于士、农、工、商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变革。另外，苏辙指责王安石《兼并》有“诗病”乃至“诗祸”，既是学批评，又大大超出了学批评的范围，反映北宋政治改革及学革新家之间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以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为代表，主张农商皆利；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强调重农抑商。显然，儒商精神与学的交叉影响，是北宋诗革新的又一动因。     

论清代再婚妇女的婚姻自主权

作为一个特殊的妇女群体,清代寡居妇女在再婚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主要是指妇女的不嫁权与请求再嫁权。不嫁权的存在得力于理学贞节观念的影响,而请求再嫁权则更多源于经济因素。     

同为名士风采曹雪芹与"魏晋风度"

曹雪芹深得魏晋名士之文化情韵.无论是魏晋的阮籍、嵇康,还是封建末世的曹雪芹,尽管表面是那样的放诞、痴狂,内心却清醒地保持着崇高的气节.魏晋风度的魅力更在于魏晋名士们满怀痴情去追求自己的人文理想,在于他们试图去毁灭腐烂的、充满奴性而陈旧的生活方式,从而荡涤出一个非奴性的充满真自由真血性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所执著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便是其一生践行的诗化人生.同样,曹雪芹亦满怀痴情地执著诗化人生理想.试图以诗化人生、审美人生去矫正以政治、权力、暴力、伦理为重心的浊恶世界,以诗情的世界去反抗充满贪欲和无情的世界.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