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起诉制度的若干问题探析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现行行政起诉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     

请求权:概念结构及理论困境

请求权概念的创造是民法从诉讼秩序到权利秩序演进的需要。"请求权"经历了从救济性手段到建构性基石的转变,其从具体的权利扩展为抽象的概念,不但有助于民法的体系化,更促成了以实体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维护模式的建立。但在多种意义上不加区分地使用请求权概念,模糊了相对权与相对法律关系,导致了责任法与时效法的结构性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诉讼标的理论。因此,应重新定位请求权的性质与功能,重新分析与梳理其相关理论,以淳化以法律关系为核心对象的私法体系。     

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个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从金融商品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适用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关等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进而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横向规制趋势的法律对策。     

论量刑根据──兼及刑法第61条的立法完善

量刑根据是量刑的基础。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的内涵不同于欧陆刑法中的责任,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欧陆刑法关于量刑根据的规定。我国的量刑根据由行为刑事责任与性格刑事责任所构成,行为刑事责任是基本的量刑根据,性格刑事责任是补充的量刑根据,两者的结合兼顾了报应与预防。行为刑事责任的程度表现为基本法定刑、加重或者减轻法定刑和由犯罪情节所影响的处罚轻重等三个层次。性格刑事责任的程度应由法官具体判断。现行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根据的规定,存在主旨不明和表述不清的弊端,应当加以完善。     

Doing family: Responses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migrant family’ across Europe

This paper draws on 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migrant famil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fluence migrants' and their families' lives. In specific national contexts, ‘the migrant family’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nd European debates and expressed by their respec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doing family’, migrants and their families develop strategies in order to fit these requirements of living a certain family life. Fulfilling specific norms and perceptions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required for the majority of society is a precondition to succeed. Who is and who is not part of the family, who holds responsibility — such aspects have to be proved and repeatedly reproduced by migra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but also has strong implications on their lives as a couple and family, since it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adap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s of their everyday reality.     

论命案现场法医会诊制度

命案现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法医工作者不断提高检验水平。法医会诊是很好的形式。建立规范、完善的法医会诊制度将促进命案的及时侦破,提高命案侦破率,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浅析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文明模式,德治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德治思想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对维护统治起着重要作用。但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基于海关监管的视角

“区块链+”已经开始延伸到政府监管的应用场景,其有利于提升监管的整体效能。鉴于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监管中的定位及法律规制问题的复杂性,海关监管是合适的样本。区块链背景下我国海关监管存在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以及交易信息中心化的问题。为此,需要客观冷静看待区块链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定位,它不仅仅是海关监管过程中的技术增量,也是优化海关监管流程的重要推手,更能够孵化实现海关监管核心目标的创新措施,但也存在着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应通过确定多维宽容的规制理念、拓展行业协会与企业为规制主体以及鼓励适用柔性规制方法来构建我国区块链海关监管的法律规制体系。同时,我国必须秉承国际视野,把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带有普适性的区块链技术政府监管方案作为远期的重要目标。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印度的港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及其影响

《萨格尔马拉国家远景规划》于2015年5月25日被印度联合内阁批准通过,并于2016年4月在孟买首届"海事印度峰会上发布。这一规划是印度中长期发展战略,也是印度海运部的旗舰项目,其核心是"港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主要确定了四大支柱,即港口现代化、港口互联互通、港口导向工业化、沿海社区发展。这一规划的实施对印度制造业的推进将是革命性的,将以最小的基础设施投资降低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的物流成本。规划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通过优化货物运输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原材料、技能、配套基础设施和现有产业集聚的竞争力,以吸引世界制造业向印度转移;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机构干预,支持和加强港口导向发展,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促进港口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合作,是该国印度洋战略的重要依托,会对印度洋战略形成有利支撑;印度的新海洋战略与其东向行动政策配合,还会大大拓展印—太战略空间,将加强印太合作、夯实印太战略。因此,我们应深入研究中印发展战略,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建立两国互信机制,对接印度港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与印度联手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区的港口建设。加强国际地区问题协调、引领建立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共同开发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国家第三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