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法律监督”概念内涵的中国流变

我国的“法律监督”概念,乃是在借鉴和理解苏联的检察机关定位、监督职能和“检察监督”概念之基础上形成的。苏联法中的“检察监督”,是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下,以一般监督为核心,以垂直领导为组织保障所形成的概念。基于对“检察监督”的认知,“法律监督”在中国最初是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提出,并初步完成概念转型。“法律监督”入法成为法律概念后,在中国法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最终获得宪法上的内涵并具有了中国化的理念和制度内涵。在强化诉讼监督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四大检察”新格局下,“法律监督”在职能维度成为一个具有宪制基础并拥有广泛监督职能的专门制度,是党领导下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法律监督”概念的核心内涵已经定型,但职权配置方面依然处在动态演进之中。     

中英“揭开公司面纱”对比研究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公司法中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从创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何时应坚持股东有限责任？何时则应揭开公司面纱,追索股东的个人责任,同时宣告法人人格的被否认？英国作为率先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其数百年的判例实践发展中,给予这个同题以自己的回答。我国在2006年公司法中正式引进这一制度,面对上一同题。理论上争议颇多,现实中则寸步难行。那么中国能从英国的答囊中学到些什么呢？或许尊重法官的能动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揭开公司面纱”典型案例体制。才是真正的“它山之石”。     

试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责任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其合法性以及带来的法律责任问题产生争议,引起混乱。本文初步探讨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应当具备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诱惑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论法律的安定性

法律安定性不仅是法律自身的逻辑自恰性、连续性和体系化,更应该从法律与社会生活的适应关系中去理解。法律须被明确规定、实用而且保持相对不变,否则,法律平等、合目的性将无法实现。在转型社会法律安定性是在应对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与方法和法外空间等紧张关系中实现的。     

浅论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

医患关系不是一种医疗消费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在公共卫生领域,医患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Feminism and the Flat Law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modalities of law, depicted spatially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horizontal.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for seeing law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is to be found in much socio-legal scholarship. These approaches have challenged the modernist, legal positivist and essentially vertical view of law as a system of imperatives emanating from a hierarchically superior source such as a sovereign. In keeping with the socio-legal critical tradition, but approach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hilosophy, my aim is to address three matters. First, why is vertical law problematic for feminists? Second,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w in its horizontal register? Third, how is an appreciation of this ‘flat’ law useful for feminist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ticular, I consider the ways in which feminist legal theory operating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can transgress, without transcending, the vertically determined perimeters of the nation state.     

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