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国家主权理论的新思考

主权是国际法上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从16世纪开始,人们就一直在探讨主权的内涵,并建构了各种国家主权理论.文章在分析了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后,分析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并运用博弈论、博弈均衡理论、效率理论等工具对主权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进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主权理论体系.文章认为主权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身份意义上的主权与权能意义上的主权,而权能意义上的主权内外表现又有所不同,其对内表现为主权权力,对外表现为主权权利,主权权利又可以分为基本主权权利与一般主权权利、绝对主权权利与相对主权权利.     

浅议我国认证认可制度中的政府信用问题

目前,我国认证认可行业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信问题。认证有效性不足意味着认证认可得不到信任,不具备公信力,这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即政府信用密切相关。政府信用是认证认可的根基,而认证认可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本文认为,在认证认可领域,政府失信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使用不当、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及社会出现的严重不公正。     

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辩审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     

经理制度比较综议——以大陆法系为主要考察视角

在大陆法系,经理人既可作为营业主委任经营之人,也可根据法律或章程规定,作为企业法人之机关（包括代表机关）。经理权的本质是商事代理权,有关学说将经理权分解成对内管理与对外代理两种权能并不科学。大陆法系经理权依委任并公示取得,未经委任但具有经理外观者可赋予其表见经理地位。经理权的消灭也有特殊的要求。经理权可单独行使,也可共同行使,共同经理权并非对经理权范围的限制。经理人的主要义务是竞业禁止和忠实义务,违反竞业禁止的后果是公司或营业主享有归入权或介入权。根据法人理论的不同,经理和法人机关或存在交集或完全不同。大陆法系的商业辅助包括经理人,无论冠以何种称谓,其核心权限均为商事代理权,其区别仅在于根据各自与商人的关系或所处职位不同而享有不同权限。代理商属广义之商业辅助人,是企业或商人的外部代理人。     

论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的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宪政价值探究

对个体经济自由权和经济平等权的保障、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控制以及公民对经济秩序参与的推进,是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宪政价值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经济法的宪政价值契合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研究助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宪政的行进方向,不应偏废。     

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宰相在中国古代作为“百官之长”，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辅佐君主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制度是君主制度的调节机制和必要补充。本介绍了与宰相制度相适应的行政中枢机构的萌发、形成、发展和转换过程，力图在动态描述中把握中央辅政体制的演变规律和发展态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警察行政权的法律责任及监督机制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是必须的,这种权力就是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公民的生活影响极大,没有完善的法律责任及监督机制的制约极易给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在实践中,确实大量存在着警察行政权违法行使的情况,因此,应进一步明确警察行政权行使的法律责任并完善其监督机制。     

Legitimacy Crisis? Behavioral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When Power Differences are Left Unexplained

Possessing social power leads to approach-related affect and behavior, whereas lacking power leads to inhibition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Psychol Rev 110:265–284, 2003). However, such effects should be moderated by whether an explanation is given for these power differences.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a low-power or high-power role and then interacted with a confederate in the opposite rol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ese role assignments were made for legitimate (expertise) or illegitimate (nepotism) reasons, or were given no explanation. High-power participants showed more approach-related affect and behavior and reported less dissonance than low-power participants, but many of these effects were moderated by the presence versus absence of an explanation. When no explanation for power differences was provided, high-power participants exhibited more approach-related behavior than low-power participants but also felt more guilt and unease. Implications for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nd the literature on social power are discussed.     

走出民主观念的五大误区

对民主的理解我们要走出以下五大误区:民主不是“为民求主”、“为民作主”,而是人民作主;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而是多数尊重和保护少数;民主不是否定个人,而是弘扬个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不是追求最优的求全机制,而是保证满意的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