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

传统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活动的法律形式为核心建构的体系。但是,现代社会利益冲突的复杂化与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导致行为形式理论在法律事实的认知与解释的功能上均明显弱化。而法律关系理论则能够提供有关法律现象的全方位观察视角,并适合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与私人权利基础之分析和论证。因此,法律关系理论可作为行政法学体系建构的另一主要支柱,以分担行为形式理论在法体系中的过重负载。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析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两部刑法典都是客观主义性质的刑法典,1997年对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术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刑法基本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农民土地权利流转制度研究——兼评《物权法》的用益物权制度

真正物权化的权利不仅要求在静态上可以实现自主支配、排除他人干涉，而且还要求在动态上必须具备自由流转的特性，以实现最大化利用。但我国的农民土地权利因强调身份限制而无法自由流转。虽然《物权法》避重就轻，对农民土地权利仅在体系上进行了整理，具体制度上没有突破，但却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通道。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地上的生产和保障之河的矛盾带来了契机，许可农民土地权利自由流转的时机已经成熟。     

谈刑法理论上的片面共犯

是否应当承认片面共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承认片面共犯能合理地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不相悖，不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因此，应当承认片面共犯。     

我国减损规则的民族性探源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减损规则要求受害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违约带来的损失；而我国减损规则的规定仅限于要求受害方防止损失的扩大，相对于前者明显较为狭隘。该制度传入我国后发生这种变化，原因之一是受到了我国传统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损害赔偿请求中，减损规则的原则揭示出法律的民族特性。     

论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之缺失

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在刑法学中至今仍无一席之地，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或者湮没于刑法的机能之中，或者在刑罚的正当化理论中若隐若现，即使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时代呼唤下，它也仅有微弱的回应。这是刑法裁判规范优先观念的产物，建立市民刑法，应树立行为规范优先的理念，重视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为此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反思法益之概念。     

中国行政法治30年

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30年。平稳的动力机制之下，行政法治稳步推进。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治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基础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可以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行政法治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从而为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海外华人人权保护问题——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海外华人人权屡被侵害的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问题，应当参照国际刑法准则，参照我国签署、加入并施行的国际公约，修订我国刑法规范和其它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人人权。     

政治法的宪法属性辨析

现代政治的运行需要法律的调整和控制，政治法由此而生。政治法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法律，包括政治主体法、政治行为法、政治程序法与政治责任法。学界一般把政治法归属于宪法类法律。从政治的法律调节和法律本身的层级结构看，这一归类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固然也调节政治关系，但并不涵盖政治运行的具体过程，不能替代政治法，不能把二者等同。政治法也不是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对具有宪法内容的法律表现形式的称谓，不适合用于中国这样的成文宪法国家。把政治法归属于究法类法律不利于实现政治过程的法律调节。政治法不具有宪法属性，是宪法之下的法律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