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与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研究

本文论述了西方多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在立法目标、立法原则及立法内容等方面与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认为认真总结和研究西方民族国家的自治立法,对中国进一步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略论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长期经营和木氏土司崛起后向康南地区的扩张,使双方建立长期密切关系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兴教派的出现和形势的变化,这一关系也呈现出三个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变化的实质是基于利益之上的相互利用与相互依赖关系.     

印尼华人的民族权利与华文教育问题

2006年7月,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的争议多年的新<国籍法>,取消了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在印尼国籍问题上带有族群歧视性的条款.新<国籍法>不仅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外来族群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为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本文试从印尼华人民族权利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印尼华文教育多样性发展的可能前景,希冀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关于印尼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讨论.     

民族地区旅游投资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

加快民族地区旅游，在确立基本投资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宏微观制度和机制创新，包括健全和完善以法律法规为代表的宏观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行业政策、金融税收政策等投资激励制度；完善和创新审批、备案、引导、评估等投资管理制度；完善和拓展诚信体系。     

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

近代广西各族农家的土地经营已初步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多种土地利用方式相结合的经营格局.本文宏观分析和考证了各族农家多样的土地经营规模以及它们出现的多种原因;最后,又从比较史学的视角揭示出近代广西农家土地经营的共性与特色.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一些强势文化大国借助于国与国之间的正常文化交流推出所谓的"文化西化"、"文化霸权主义"。如何在与世界文化同发展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我国文化的民族性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论近代景颇族政治制度文化的三元性质

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 ,景颇族的政治制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 ,形成了具有山官制度承上启下性、傣族土司封建领主制政治控制的“羁縻”性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渗透”性的三元性质的政治制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山、土、流”混治的政治制度文化结构 ,对近代景颇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国籍法》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颁布至今，其对中国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方面的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儿童和成人的双重国籍上。而双重国籍无论对国籍国还是第三国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必须通过国内立法、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等途径来消除和预防双重国籍问题的发生。     

"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

巫与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和学理上它们并非是一类文化现象。众说纷纭的"巫蛊",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地以邻为壑地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方式。苗族"鬼蛊"观念来自于对"毒药"与"阴影"的想象与建构,其基础是巫文化,关键点在于"影魂成活"。"鬼蛊"观念嵌入了社会分类的系统之中,于是想象和建构了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洁"与"不洁"的畛域,实现了群内资源的稳定利用和自身社会的高度整合。     

苗族生态审美观中的宗教意识——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苗族原生态民族文化蕴含着原始的生态审美观。从生态美学的视角解读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审美文化,可以发现许多原始宗教意识的痕迹,它们通过日常的服饰、歌舞、丧葬和节日庆典等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强调万物有灵外,原始宗教意识促成了主体之间同生共处和主体间性关系思想的形成,构成了苗族和谐生态审美观的价值核心。原始宗教对主体间性的支持,使得苗民与自然万物平等地交往、对话、沟通和融合,从而形成包括天与人、神与人和人与人的"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