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仡佬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仡佬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仡佬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这些内涵丰富的仡佬族文化资源,必须与当代旅游业结合起来才能在推动仡佬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作用。     

椎牛祭:从历史的记忆到现实的操演--以小茅坡营苗族为例

椎牛祭是苗族最盛大的祭礼活动.回溯小茅坡营苗族椎牛祭祀仪式的变迁,表达此仪式在其生存中的重要意义.21世纪该仪式在小茅坡营村的重新操演,表明了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黔东南苗族传统服饰及工艺市场化状况调查

本文是对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及其工艺的市场化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以该地区苗族传统服饰及其制作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并非只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它已经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并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市场化方式。作者以台江县施洞市场和新庄的例子说明,传统服饰及其制作技艺比较早就已经对市场产生了依赖性,而且还出现了新庄这样的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染料的商品化生产。特别是新庄的例子,一方面显示,传统的技艺可以依赖市场获得光大;另一方面也显示,传统技艺过去所依存的市场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市场,那时的蓝靛消费是市场的大众化消费,是以大众所具有的手工染布技艺为基础的一种大众化消费。换句话说,当全社会的主导经济发生变化,某项大众消费减弱时,原本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某种技艺也就逐渐衰落成为仅有少数人掌握的技艺。在这一点上,当我们在倡导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课题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国情省情 ,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 ,以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为研究对象 ,通过考察研究分析 ,总结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 ,分析和探讨影响跨境民族地区稳定的问题和潜在隐患 ,并提出妥善处理跨境民族问题的建议 ,供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本文六个部分 ,分三次刊登 )     

西部民族地区开发与国家安全

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其开发建设对国家安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要正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障边疆稳定和国防安全的作用 ;要认清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对保障国家的生态安全的作用 ;要依托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构筑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纵深。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探微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相比,由于文化背景、宗教、风俗习惯和成长环境的若干因素不同,其思想和心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准确把握这些特殊性,有针对性地探索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民族·法治·发展--对西部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法治化新趋向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打破了民族地区原有的较为封闭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发展纳入到整个发展的大局之中.在这种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下,民族法治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好民族法治化的新趋向,主要包括民族地区法律信仰的建构趋向、民族区域立法的科学化与人权化趋向、司法与执法合法化和合理化趋向.如何去把握新的趋向,成为民族地区法治发展的关键.     

彝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法律多元主义”的风靡使我们理性对待民间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法律多元的具体操作却无法趋一,当下中国依然面对着如何处理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通过对彝族习惯法及习惯法在彝族社会适用的透析,能为我们在看待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中找寻到理性的思路。     

云南苗族常染色体STR遗传多态性及其遗传结构分析

目的研究云南苗族常染色体9个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并分析其遗传结构。方法采用荧光标记PCR复合扩增、基因扫描自动分型技术调查了87名云南苗族无关健康个体9个STR基因座等位基因分布情况。结果9个基因座共检出52种等位基因和109种基因型,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在0.005 7～0.718 4。经计算杂合度(H)为0.402 3～0.8161、多态信息量(PIC)为0.4090～0.8057、个体识别力(DP)为0.6429～0.943 6、非父排除率(PE)为0.115 3～0.565 4。x~2检验显示所有基因座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苗族、僳僳族、傣族、德昂族、普米族及景颇族遗传关系较近。结论为进一步研究STR遗传结构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学、法医学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The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Dating Violence among Jewish and Arab Youths in Israel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severity of dating violence among Jewish and Arab, male and female Israeli youths, to examine the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related to dating violence among Israeli adolescents, and to assess whether the variables correlated with dating violence differ among Jewish and Arab, male and female youths. The random sample consisted of 1357 students (640 Jewish and 717 Arab youths). We used five types of dating violence measures: threatening, relational, physical, sexual, and verbal abuse. The principal finding is that dating violence is very high among Israeli youths, especially among Arabs. Males show higher mean scores of dating violence, but females are involved in every type of dating violence. The discussion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d genders, and consider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