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党化教育(1927—1934)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权后在思想领域实行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尤以民国国立大学内的党化教育最为典型。本文着重以民国华侨教育家郑洪年任校长期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考察点,探讨国民党在国立大学实施党化教育的主旨、具体措施及其影响,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认识。     

振兴东北旅游业的一个新视角--黑龙江省方正原始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规划设想

发展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黑龙江省方正原始森林公园独特的旅游资源与自然环境造就了高质量的生态旅游资源。通过对公园的规划、计划,将为促进黑龙江省乃至东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生态模式,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旅游业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几点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与特点,并对当今民族服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分析——以贵州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为例

民族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的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不仅使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展,更为具有区位优势的西南民族地区提供了发展外贸的巨大机遇。通过对贵州—东盟外贸案例的分析,证明这种机遇是现实的,且具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解析卢武铉主义

卢武铉主义是卢武铉就任总统后,对韩国外交安保政策进行的大胆革新,它包括自主国防、自主外交、反对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调整和"东北亚均衡者论"等政策理念。卢武铉主义是在个人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它一出台就引起了国内外的争议。面对质疑和批评,卢武铉不得不对其新外交安保政策做出调整,以致卢武铉主义的原则理念大打折扣,而其后续影响还有待观察。     

东北亚和解与合作:韩国的作用与角色冲突

冷战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卢武铉提出的东北亚平衡者外交战略,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独特作用,更使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有了新变化的可能。在国际事务中,韩国自主外交的"独立意识"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地区安全的战略平衡。同时,在朝核问题、区域合作等问题上,韩国作用的发挥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韩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这对呼应韩国自主防卫诉求、培植中韩互信、牵制美日、防止东北亚"新冷战"的发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