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西北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的所有权困境及路径分析

西北干旱地区缺乏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降水资源不丰富并且年分布不均,所以把有限的降水集蓄起来加以有效利用就成为解决当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实践中通过集蓄利用雨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集蓄雨水的买卖问题,尽快明确这部分水的所有权性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对集蓄雨水所有权主体归属及集蓄雨水工程的所有权主体界定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界和法律实务中却较少关注,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影响甚至阻碍西部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困境及对策思考

农村法治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制建设方略,以期加快我国法治进程。     

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的行为,无罪说所持的大前提并不准确——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刑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成为刑法解释中的霸王条款;和谐社会强调的也不是一味的刑法谦抑而是宽严相济——因而不应为我们所采纳。该行为符合犯罪特征,应当予以刑事规制。     

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对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的"视角性"研究

我国的刑事法律缺乏对"原因自由行为"这一重要理论的研究和运用,这不利于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因此,在对"原因自由行为"所针对情形之可罚性理论的历史演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的"原因中自由的行为"这一法理,并对客观主义三种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以"归责原则视角 犯罪论体系视角 结构性视角"这一综合性视角来研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观点,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理念可以为解决醉酒犯罪提供理论支撑.     

洪大容和“古杭三才”的友谊与东北亚文化

洪大容和"古杭三才"的儒家"益者三友"思想,是东北亚文化交流的组织基础;以追求真正学问之道为文化取向;他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东北亚文化的发展和东北亚精神家园建设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洪大容作为朝鲜的实学家在北学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中,确立了"学问的多元化",追求着自主意识,他为东北亚文化在朝鲜的个性发展所作的贡献恰恰丰富了东北亚文化的精神家园,并在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东北亚各国各民族的自觉、自立、自信、自强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日本及中国的稻作文化与祭祀

中日两国历史久远的稻作文化及相关的祭祀,虽有地域、民族的差异,但也有不少类似之处.这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无关系.通过实证性、复合性的比较研究,可以阐发东亚稻作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     

封建时期的西伯利亚城市

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是封建农奴制时期,西伯利亚城市设立的基本原因.17世纪初,西伯利亚城市工商民的出现表明了城市经济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