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推进社会治安防范

公安机关依法开展社会治安防范工作是由其政治属性、工作目标和基本任务决定的。公安机关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动员与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安防范,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论战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方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拥有对外战争的权力,努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并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本能否成为"普通国家",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反省侵略历史以取得亚洲邻国的信任。     

以色列反恐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以色列建国后，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的以色列反恐政策也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以色列反恐政策体系来自其长期的反恐作战实践，并深受其历史文化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综合性以及崇尚“先发制人”等特征。虽然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其社会的正常运转，但由于其反恐斗争仅是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在巴以冲突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它不仅无法走出诸多反恐“困境”，也难以获得反恐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

自欧盟确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来,欧盟独立防务与北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相互增强”两种论调。争论焦点在于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国防工业和支出。在过去几年,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欧盟与北约之间总体上呈现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两者同步增强的发展态势。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承诺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包括进一步加强北约。同时,美、欧将在价值观念上回归“旧常态”,在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上进一步靠拢,在民事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增加国防工业投入上也会有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将进一步呈现相互增强的态势,但前提是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不只是出于做强自身,而是更多地为了使欧、美双方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浅谈加入WTO对公安院校课程编制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 ,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对公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按照对社会治安发展趋势的预测和与之相应的公安实战需要来进行课程编制。 ( 1 )减少职前招生 ,扩大职后培训 ;( 2 )加大经济案件侦察课程的设置 ;( 3)加大警务技能课程的设置 ;( 4 )加强语言及计算机等技能课程的设置。     

内幕交易犯罪客观要件的认定——以美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罪的相关规定为视角

伴随着中国民众投资理财观念的不断增强,证券交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交易形式。其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日益频繁,且呈现出行为方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内幕交易犯罪的司法解释。由此,结合美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相关理论、法规和案例,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中所涉及的关于内幕交易罪客观行为规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建议。     

当前公安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保密工作对于推动公安中心工作和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安保密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从宣传教育、组织领导、日常管理、监督检查等加强公安保密工作,杜绝泄密事件的发生,确保党和国家重要秘密的安全。     

略谈我国保安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我国，保安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均孕育在公安学之中，是公安学的子学科。保安学有自身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构成了保安学的内容体系，其中绝大部分研究对象是保安学特有的，这些是保安学研究的重点。保安学的研究，讲究一般的研究技巧，遵循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它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进行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