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AL WRIT AND BRITISH RESIDENCY IN THE SULTANATE OF BRUNEI: A FLUID PARTNERSHIP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and illustrate some “dynamics of transition” across some six decades of British protection of the Brunei Sultanate, 1906-1967,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system of governance of a Residency, especially in the part of Tutong district that was home to the Dusun/Bisaya ethnic minority.     

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服务型警务构建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是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为：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应当以顾客为导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适当分权，让公众参与管理，并且对政府管理行为进行绩效评价。这些理论对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具有一定适用性，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构建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选择有：科学定位职能，突显警务模式的服务性；构建参与式警务模式，实现警民共治；借鉴“3E”思想，强化绩效评估和成本效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进警务社会化：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推行阳光警务。     

新时代深化群团改革的实践载体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团组织“三基地一中心”为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牢牢把握群团改革要求,主动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以职工群众为中心,创新建设了“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阵地。“三基地一中心”具有政策宣传、孵化培育、职工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等功能,在思想引领、组织拓展、助力发展、维护和谐、普惠服务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结果显示,“三基地一中心”契合职工群众需求,有助于提高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并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好评。其今后的运维应在宣传力度、精准服务、运行机制、形式内容、资源整合、沟通反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职工群众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种服务型政府观比较

当下中国学界与政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服务型政府观,即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职能结构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它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兴起动因、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阐释与定位都不尽相同。就目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第一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目标相当宏大高远,但实践响应比较困难;第二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学界主流观点,但实践响应比较一般;第三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政界近期工作,且实践响应也较明显。梳理和比较这些不同的服务型政府观应当是推进和深化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与监管体系建设--概念、问题与方向

2004年的俱乐部罢赛和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风波已经过去,足协领导也进行了调整,联赛也在正常地开展。这一切似乎表明,我们的足球事业在经历一番挫折后又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对此却心存疑虑,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体制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对足球与市场、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方面似乎还没有非常清晰合理的认识。从足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我国的足球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和制度转型,在产权私有化和收入市场化的同时,足球的管理方式没有转变或跟进。因此,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提出与足球本身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监管框架的话,在强烈的逐利动机驱使下,黑哨、假球、赌球、骚乱等不良行为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价值共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

合作生产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在提高公共部门回应性和推动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解决"棘手问题"的挑战,复杂的外部治理环境催生了对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反思,合作生产不仅要关注行政效率的提升,也要重视以公民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在此情境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变。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合作生产的影响,对合作生产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进行了探讨,阐释了从合作生产发展为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解价值共创的三种理论路径,并结合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背景,讨论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启示。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Innovation Agents in the Public Sector: Applying Champion and Promotor Theory to Explore Innovation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is critical to organisational success and is a process steered, and potentially thwarted, by individuals. Howeve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policy issues faced and the sector's specific contextual features, ou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processes in government requires expansion. This study, using in‐depth case analyses of thre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agencies,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component’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by drawing on both innovation champion and promotor theories to explore, through the lens of organisational power, how multiple human agents progress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s.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key, and often tandem, roles of individuals at multiple organisational levels who work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others to progress an innovation (champions) and those with specific power bases who help overcome organisational barriers to innovation (promo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