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社区生活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实践社会学的一项个案考察

本文以1980年代以来的转型期国家-社会关系变动为背景,从实践社会学"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或"策略行动"方法出发,采用与数据分析、参与观察和结构访谈等相结合的质性研究策略,对上海市的一个居委社区作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在集中呈现社区生活中的组织、人员、行动和事件的真实面相的基础上,对其中所托载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作理论总结.     

强化对社区境外人员有效管理的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来华外国人人数逐年递增,现行“二级机构、三级管理”的属地管理模式不足的方面显现出来。公安机关对境外人员管理上出现了一些漏洞,甚至构成安全隐患。要构建和谐社会,应强化对社区境外人员的有效管理。要善用社会资源,强化指导性功能,完善法律和体制,依托科学技术,探索境外人员管理新模式。     

试论学习化社会中教师角色的转变

强调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的发展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教师具有全新的教育观念,具有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的宏观意识。同时,为适应学习化社会的发展,教师角色应该做出相应转变,从“教授者”向“激励者”转变,从“独奏者”向“导演者”转变,从“管理者”向“引导者”转变。     

“文化”新解与文化的社会和谐功能

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指出当下社会对文化概念的误解(物质化、宽泛化和去层次化)及其危害,进而提出文化概念必须具备的要素:人本化、价值导向化和层次化。认为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是理论抽象思维和艺术形象思维的统一,并通过文化的新理解,解读文化的和谐意义及其不可亵渎的神圣价值。第二部分,从文化对社会发展、生活提升与社会和谐的特殊功能来论证文化的至上意义。并由此得出结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必须设定在精神文化而不是物质利益上,因为物质利益的核心价值导向导致争夺与冲突,精神文化价值导向引向进步与和谐。     

公安机关加强虚拟社会管理的思考

解决虚拟社会管理是当前公安机关执法的难点,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者,不仅对现实中的实体社区进行管理,还应探索对网络中的虚拟社区的有效监管。做到:1.虚拟人口管理实有化;2.虚拟场所管理具体化;3.虚拟社区管理主动化;4.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化;5.队伍建设技术化。     

“两型社会”视阈下的人权保障建设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前的人权保障状况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在建设两型社会中,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推进人权保障事业发展。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困境,并缺乏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对天津市两个省级体制内社会组织的个案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与之相反(而并不矛盾)的特殊事实。为了重构这两个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经济资源及其一定的自主性的特殊逻辑,本文首先对组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体制内社会组织对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依赖的分析框架;然后,重构了两个个案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特别是揭示了其平衡这一依赖的相关策略。缺乏社会基础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凭借和利用国家的特殊合法性支持而进入到社会领域中以汲取资源的相关策略,被称为寄居蟹的艺术。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其分析有利于提出研究假设,而其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     

“两型社会”建设中农地经营模式创新探析

创新农地经营模式对“两型社会”建设起着基础性推动作用。该文指出,“两型社会”建设对农地经营提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要求,并对“两型社会”建设中农地经营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提出“两型社会”建设中农地经营模式的三种创新路径。     

公平观念与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博弈——以X市PN社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过渡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城市化过渡社区的治理困境,一直是我国地方治理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首次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以X市PN社区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常住居民的公平观念及其利益诉求方式。揭示了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弱势力群体的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生存权利,在过渡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方式;并且分析了这些博弈方式背后的理性因素及其启示意义。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侵蚀了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违背了社区居民的公平观念,加上市场经济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压力,降低了基层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激励了社区居民的隐性抗争行为。只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行为才能取得长久的治理绩效。     

和谐发展视角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治情怀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它不仅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指数相对增加,而且更应该体现为每一个公民能体验到社会给他带来的价值。但由于人们的自然天赋因素差异性和现存社会所能为其提供的机会的限制性等原因,社会成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水平、贫富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痛苦的境地。为此,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切实的关怀,使我们的法律“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