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诏令看北宋时期君主的“畏天”之德

由于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畏天"成为君德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意义是敬慎。"畏天"在诏令中的使用语境,包括新皇即位、发生灾异、群臣上尊号三种,一方面表现出对天的敬畏之意,一方面表达了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皇位合法性诉求。"畏天"也是北宋士大夫对君主德行的期望。他们通过上书、撰写专门论证文章的形式,阐发"畏天"是约束君主的手段之一,以此说明君主的"畏天"之德不仅仅只是道德领域的事,还具备了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既能表明其为君之合法性,又能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修德、立身、听命的社会之风,稳定其统治。     

《折杖法》对宋代刑罚重刑化的影响

《折杖法》的制定与实施使得宋代五刑体系名存实亡,主要表现为:主刑种类减少,刑种配置不合理。为遏制犯罪,宋政府通过颁敕和编敕,规定或创设新刑种,形成以臀杖、脊杖、编管、配刑、死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凌迟亦成为常用刑,结果使宋代刑罚较唐代更为严酷。宋代制定与实施《折杖法》,本欲轻刑,但导致刑种配置缺乏科学性,刑罚轻重失衡,反而促使刑罚重刑化     

宋代法律体系研究

宋朝前期,沿用唐代的法律体系。神宗元丰时期进行法制改革,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体系,并于孝宗淳熙时臻于完善。宋代法律体系中各法律形式虽多沿用唐代的名称,但其中不少在编纂体例、部门法属性及效力和适用先后等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宋代法律体系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某些不足,较唐代法律体系更为完善,具有更多的合理因素。     

浅谈两宋时期警政的主要特点

宋朝的警政思想立足于防范,警政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央集权的要求。宋朝加强治安防范、严密基层治安组织等警政措施维护了宋朝统治区域内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但由于防范成本过于庞大,导致国库空虚,加之民族矛盾,政权最终归于败亡。     

略论宋神宗的官制改革思想

宋神宗是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个人意志,对官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都施加了强大的影响,使元丰改制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而指导神宗进行官制改革的理论,正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整套官制改革思想。神宗在这一改制思想的指引下,实现了“名实相符”,恢复了三省制度,官制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宋神宗的改制思想存在诸多偏差,同时他又不能完全摆脱祖宗家法的制约,造成元丰官制存在较多弊病,直接导致元丰改制成为一次不成功的官制改革。     

宋代城市经济功能新见

评价宋代城市经济,不能囿于城市本身,也不能单纯强调生产的意义,必须打破城乡对立、重生产轻消费的二元思维模式,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着眼,从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入手。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北宋中期的茶法变动

北宋中期茶法频繁变动,主要是针对东南荼法而言的.北宋中期的茶法从性质上说只有榷货务山场制、贴射法和嘉祜通商法三种.引起茶法变动的根本原因是茶叶用于沿边折中和沿边折中对茶叶的依重.官商对虚估的争夺也是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由于茶利在宋财政上作用举足轻重,嘉祜法从根本上不符合统治者愿望,最终必被专卖法取代.     

《赤松子中诫经》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赤松子中诫经》是道教早期说理类善书,作者在对其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认为其思想中包含有诸如对外在行为原则和规范的规定、内在的体认情感、三位一体的宣教方式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接着作者追根朔源,分析了这些生态伦理思想背后的哲学、神学以及功利意识上的理论依据,并在最后探讨了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伴旅人《赞酒歌》的文化解读——兼与李白酒诗的比较

通过解读日本奈良时期著名和歌人大伴旅人的代表作《赞酒歌》十三首的构造、诗语、主题思想,认为《赞酒歌》并非单纯停留在对汉文典籍个别词句的借用,组歌的主题不仅反映了大伴旅人对《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竹林七贤"的推崇和向往,还折射出佛教无常观、儒教道德伦理、老庄道家思想等思维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将《赞酒歌》与李白的酒诗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既有思想文化上的同源性,又有情感抒发上的相异性,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正在于二者社会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的不同。     

金代寿词论纲

金代寿词的发展演进经历了＂借才异代＂时期、＂国朝文派＂时期、金代后期三个阶段。金代寿词意象独特,意境开阔,摆脱了寿词以功名、富贵、长生祝祷的套路,跳出了谀辞谄语的窠臼,迥异于同时的南宋寿词。其原因与北方的苏学流衍、贱老之俗、全真教传播有很大关系。